在当代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批评界和文化研究界，赛义德作为首屈一指的人物恐怕是无可否认的，这至少可以在下面这几个例子中见出：近几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曾举行关于他的专题研讨会，并由《疆界2》(boundary 2)杂志出了专集，后又由杜克大学出版扩充后的精装本，哈佛大学也将他的论文再度结集出版，作为对他一生从事文学和文化批评事业的总结；他被选为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99年度主席。这一切对于一个生于异国他乡经过努力奋斗才跻身主流学术界的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1935- )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早年曾在耶路撒冷和开罗就学，中学毕业后来到美国继续深造，先后于195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并担任《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疆界2》等刊物的编委或顾问。赛义德的学术著述甚丰，而且涉及范围也很广，主要包括：《康拉德和自传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1966)、《开始：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79)、《关于伊斯兰》(Covering Islam,1981)、《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最后的天国之后》(After the Last Sky,1986)、《指责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1987)、《音乐阐述》(Musical Elaborations,1991)、《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知识分子的表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流亡反思及其它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2000)等十多种。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所受到的这些前辈大师的影响：维科、弗洛伊德、卢卡契、葛兰西、阿多尔诺、法农、福柯、威廉斯等。他年轻时曾醉心于现象学日内瓦学派的批评策略，后又介入围绕《疆界2》的一批批评家们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最后终于在后殖民批评中树起了自己的旗帜。 如果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霍米·巴巴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特色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赛义德的理论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明显的理论基石就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按照赛义德的定义，“东方主义不只是由文化、学术或机构被动地反映出来的一个政治主题或研究领域；它也并非只是由一些关于东方的文本所组成的结构庞大而又扩散的结合体；也并非只是反映并表现了某些企图制约‘东方’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险恶阴谋……确实，我的确切论点是，东方主义是——但不只是表现了现代政治—知识(political-intellectual)文化的某个方面，而且它本身与其说与东方有关倒不如说与‘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关。”（注：参见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第12页，纽约：同代丛书1979年版。）显然，按照赛义德的定义，“东方主义”至少包括这样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东西方在地理上分别居于地球的东西半球，在其他诸方面也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其原因不外乎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语言文化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巨大差异。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与与接受的关系。但赛义德同时又指出，东方主义可以在三个领域里重合：长达四千年之久的欧亚文化关系史；自19世纪以来不断培养造就东方语言文化专家的学科；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所形成的“东方”的“他者”的形象。（注：关于东方主义的详细而且多重的定义，参阅《东方主义》导言部分，第1页至第28页。）由于习来已久的这种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 毫无疑问，赛义德的这本富有挑战意味的专著《东方主义》确实为我们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具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作为东方人的后裔，赛义德无时无刻不缅怀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的东方盛世，并为那一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伤和惆怅；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在西方高等学府身居高位的大学教授，他又为自己有资格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研究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方”而不无某种优越感。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痛恨和厌恶，赛义德首先将批判的触角直指西方帝国，而与其相比较，东方则是一个与之相距甚远的“他者”，只是当西方进入衰落之时东方才偶尔被用来反观西方文化自身。因而，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著作使西方主流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方，这便是他的理论中的“反殖民主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