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1)04-0005-07 文艺的美学精神同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紧密相关的。排拒历史和人文的审美是不可理解的。任何把文艺的美学精神同文艺的历史精神和文艺的人文精神隔裂和对立起来的企图都可能导致学理上的偏颇和迷误。文艺的美学精神非但不能脱离文艺的历史精神和文艺的人文精神，相反，只有在与文艺的历史精神和文艺的人文精神的联系中，才能对文艺的美学精神作出正确的深刻的解释。 一 人的生命的自由精神 文艺的美学精神首先表现为培育和弘扬人的生命的自由精神。人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又是审美创造的主体。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的人只有处于生命的自由状态，表现出生命的自由精神时，才是美的。人的本性是爱美和尚美的。然而，人的美不是本然的和原初的，同样是人自身的创造物和享受物。人“出于自身的需要”、“按照美的规律”和运用“内在的尺度”[1]（第97页）所进行的生产和“特殊的精神生产”是具有“类特性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第96页），从创意到成果的整个过程都应当是自由的。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劳动本质上都具有“生命活动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活动”，人们过着“生产生命的生活”[1]（第96页）。因此，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对象”，正是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第96页），使人的活动变成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 马克思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1]（第122页）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的劳动，即生命活动的自由性质和自由精神表现在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产品和可以“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这种人同外界的对象性关系，即人的生命的外化或对象化带有这样的双重性：既“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同时又是“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1]（第125页）。马克思预言，扬弃私有财产和消除异化劳动之后，生产者会克服对自己的产品的直接的狭隘的片面的享受和占有。那时“人以一种全面的本质……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第123页）。 古希腊的先哲们在探索和叩问“美的本质”时说：“美是难的。”享有、保持、健全和发展人的生命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则更是难的。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使人作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生命活动是极不自由的。“异化劳动”作为劳动的异化造成了人的异化，使生产活动丧失了自由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变成了一种苦役和折磨，乃至对劳动者的人性的压抑和摧残达到了“非人”的境地，以致使人像逃避瘟疫一样地摆脱这种否定和戕害自己的“异化劳动”。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总是生活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之中。只有取得相对超越，臻于相对的和谐，才能达到人的生命的相对的自由状态，表现出人的生命的相对的自由精神。 人的生命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人的物质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结合的领域里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 物质资料和物质财富匮乏的人们的生存状态是缺乏自主性和自由度的。满足不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人们，被贫穷、落后和愚昧所困扰，使自己的生活陷于艰苦和困顿的境况之中。追求温饱的挣扎和劳作压倒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拥有一定的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使人们获得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自由状态的基础。读者可以从一张题名为《父亲》的油画中看到不自由的父亲形象。并不年迈的父亲显得十分苍老，手捧着一只破旧的粗瓷碗盛着的飘着一滴油花的青菜汤。他的黝黑的脸上被风霜的利爪划满了皱纹，一双刚毅的眼眸中透着忧郁、苦涩、慈善和企盼的目光。人物的表情中多少带着几分有所克制的愠怒和激愤，似乎在言说和诉讼对他的含辛茹苦的劳动的不公，呼吁和企盼自己应当拥有以富裕为依托的自由的生命状态和生存状态。观众可以从这种坚韧和慈善的父辈形象中感到凄凉和酸楚，唤起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父亲》含涵深厚的人文意蕴。这幅画是美的。但人物的生态和心态因缺乏以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而不能认为是充分的美的。同理，白居易笔下的那个“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不会对冰冷刺骨的雪景产生美感，恐怕很难构思和吟咏出“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和“山舞银蛇，原驰腊象”般宏阔壮丽、奇妙无比的绝唱。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定的情境下，物质生活上的贫穷者，可能是精神生活上的富有者。安贫乐道者反而能表现出人的心态和生命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待遇并不优厚的劳动人民和普通老百姓身上保留和恪守着民族的古风和美德，蕴藏着深沉动人和富于魅力的人性美和人格美；“忧道不忧贫”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执著的精神追求，激发出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信念。反过来说，物质生活上的富有者又有可能成为精神生活上的贫穷者。只要浏览一下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腐朽贵族们的秽行和罪恶，但不难看出物质生活的富有者的思想空虚病和精神贫血症。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充实达到完美的融合是人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生活状态的理想境界。谋求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全面发展，是需要经过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远大目标。这不能不说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况且，每个阶级和阶层对人的生命和生存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及其达到的水平都有各自不同的追求和理解，艺术创作上必然存在着相适应的表现。早在18世纪，现被称为福利社会典范的北欧诸国，对市民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富有自由精神的比较理想的或接近理想的人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存状态或人的生活状态。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竟然使用几乎同历史唯物主义相近似的语言，对荷兰的绘画所表现出来的市民社会的充实生活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评述。他说：“荷兰画家的艺术所表现的内容是从他们本身，从他们当前的现实生活中选择来的。”[2]他们入画的题材多半是市民生活的富裕、安宁、欢乐和自由的图景。具有艺术禀赋的荷兰艺术家通过绘画，欣赏自己民族的强健蓬勃的生命力和殷实、安逸的家庭生活，炫耀政治宴会的排场，赞颂海员的英勇，陶醉于全球航行的声誉，乃至宣扬民族的庆典礼仪、游行队列、化装舞蹈和宗教节日的狂欢。荷兰绘画之所以能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感”和“自由欢乐的气氛”，黑格尔认为“必须叩问他们的历史”。“荷兰人所居住的土地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创造成的，而且必须经常地防御海水的侵袭。荷兰的市民和农民用他们的忍耐和英勇推翻了在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普二世那位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君主之下的西班牙的统治，经过斗争才获得了政治上的和宗教上的自由。正是这种无论在大事小事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所表现的市民精神和进取心，这种谨慎的清洁和繁荣生活，这种凭仗自己的活动而获得一切的快慰和傲慢，组成了荷兰画的一般内容”[2]。正是由于荷兰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文化结构以及宗教改革的胜利，使荷兰人的精神和思想获得一次深刻而全面的解放，产生了荷兰民族的“崇高感”和荷兰绘画的“崇高精神”。黑格尔认为荷兰绘画是荷兰的市民社会和民族生活的集体画像，充分地表现了荷兰市民社会的“人的本质”。他赞美荷兰作家以深邃的睿智洞察并卓越地表现了“这种对人的内在本质和人的生动具体的外在形式和表现方式的认识，这种毫无拘束的快活心情和艺术性的自由，这种想象方面的新鲜爽朗和这种艺术施工方面的既稳妥而又大胆的手腕。从荷兰画家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研究和认识到人和人的本质”[4]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人的生命和生存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