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今较为流行的文学观念有认识论、表现论、存在论、形式论等多种，而在诸种文学观念中，我遵循的一直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反映论的文学观。因为我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现象，不可能是人的头脑主观自生的，说到底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唯有从生活出发，深入生活、扎根生活，我们才能摆脱盲目模仿西方而创造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脱离了生活，作家的创作源泉也就枯竭，艺术生命也就终结了。它比其他诸种文艺观来说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可以从以下比较中得以说明： 就表现论文艺观来说，虽然20世纪在德、奥等国曾出现过以埃德斯米特和里尔克等人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文学，但通常人们所说的表现论是指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艺观。浪漫主义认为文学是情感的表现，“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不仅认为情感是人的“天性”，它同样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而且认为表现不同于宣泄，它的对象是一种“在平静中重新回忆起来的情感”。①因为原发的情感不受意识所控制，是很难捕捉和表达的；当平静之后重新回忆起来作为表现的对象时，它就已经被“二重化”了，就像黑格尔所说“心灵就在它从主位而变成自己的对象”，②它与物质的、外部世界的东西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这时作家才有可能对它进行体察、整理、选择和加工，并借助一定艺术形式来予以表达，所以在表现论文论如赫兹里特的《泛论诗歌》、雪莱的《为诗辩护》中都不排除使用“模仿”一词。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它与认识论文艺观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所以，歌德特别强调作家除了观察研究周围广阔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必须努力去“认识自己”，“留心自己、注意自己”。③如果忽略和否定了“自我”——自己内心世界这个对象，在创作中不仅难以通过自己去揣度人物，而且还必然丧失许多丰富、生动的领域。这说明表现论与认识论文艺观虽然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但认识论的文艺观可以包容和涵盖表现论，而表现论却很难完全涵盖认识论文艺观。 “存在论”在哲学上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萨特，其中又以海德格尔在当今我国的影响为大。存在论文艺观就是存在论哲学观在文艺上的一种展示，它颠覆了近代流行的认识论文艺观而返回到本体论的视界，但这本体既不同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物质”和“理念”，也不同于中世纪哲学中的“上帝”，它不是作为“实体”，而是作为人的生存活动来理解，并从主客、心物尚未分立前的本源性的个人出发，去思考人的“生存与超越”，以及文学在人的生存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对于抵制现代科技文明对人的奴役，关注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况，维护个性的独立和自由方面虽然有一定意义；但是它把人当作抽象的、孤立的、心理的人来看待，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如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哲学把人当作一种抽象观念，而主张从“此在之世”，即此在的“现身状态”出发来研究人的时候，就像克凯郭尔以基督教的“原罪说”来解释那样，他把人看作是女神“烦”的作品，这就决定了“烦”乃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现象，只要存在在世，就摆脱不了这一源头，并使人为逃避痛苦为求安定而甘居平庸进入与常人合一的境界，丧失本真状态而走向“沉沦”，认为这就是人的“异化”。④所以在存在主义那里个人与社会总是处于对立地位的，不仅像海德格尔那样视个人进入“常人”是一种“沉沦”，甚至像萨特在《间隔》中借人物之口所说的话那样认为“他人就是地狱”，人们彼此“都是刽子手”。 再说形式论文艺观，一般来说，形式论文艺观萌生于戈蒂耶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但在当今我国一般所指的似乎只是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所生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和符号学等。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认为语词的意义不是由于指称外界事物而是从自身内部的系统结构中产生的，就像“棋子各自的价值由它们在棋局中位置决定的”⑤那样，割断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使之趋于封闭。形式主义文论就是按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断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在一个封闭结构中来探讨文学的审美价值，而把文学当作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修辞的问题来做纯技术的研究。这思想首先被俄国形式主义引入文学研究领域，针对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说，“使艺术有了审美成分与非审美成分的区分”，⑥以此来否定在作品中内容的地位，虽然它在纠正和弥补传统的认识论和表现论文艺观对于形式和传达的忽视所造成的理论的片面性，对于完善反映论文学观具有一定乃至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完全否定文学与生活，及其与人的生存的需求的关系和联系，而把文学降低为只是一种技艺性的东西，这就使文学丧失了它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价值。 虽然表现论、存在论、形式论文艺观都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了文学的某些特征，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但在我看来由于无视、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的现实根源，联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来阐述文学的性质，都显得较为褊狭；反之，它们的合理因素却可作为思想资源为反映论文艺观所吸取和整合。 以上所做的只是理论上的比较和分析，再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来，人们愈来愈感到在我国文坛，很少出现与我们时代相匹配的文学，这恐怕是与这些年来人们放弃反映论文艺观，不再强调作家深入生活、扎根生活，与生活保持血肉的联系，而受一些片面的文艺观误导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事实，甚至连当年热衷于倡导所谓“纯文学”的学人，也开始反思和质问：“纯文学把它们(指现实人生问题)排除在视野之外，没有强烈的回响，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抗议性和批判性，这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⑦ 反映论文艺观这些年来为什么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很少有人坚持，甚至被否定呢？在不少文人那里，反映论被冠以“机械的”定语，把它与主体性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认为提倡反映论文艺观，就等于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照相、复制，而否认创作中作家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的作用。这既是由于把这一哲学的概念当作日常的用语，未作任何学理上的分析，望文生义仅凭主观感觉和偏见所作的一种误判；也与人们通常不是把观念看作只不过是认识的起点，而视为最终的结论，以为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观念，就能把它所覆盖的事物一网打尽这种简单、粗浅、不切实际的理解有关。所以我们提倡反映论文艺观，就要在正确认识反映论的基础上，结合文学实际对它的内涵去作创造性的发掘。因为按辩证思维的方法，我们说“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只不过是一种在“知性的抽象”的意义上对文学作品性质所作的最简单的、基本的规定，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思想起点而决非最终的结论；所以还需要在对文学作具体阐释的过程中，根据实际经验对之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发挥，而使“知性的抽象”上升为“理性的具体”，即在理论上对文学的性质作出具体的把握。我赞同文学理论研究应走综合创新之路，也就是按辩证思维的方法“把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去加以把握”。⑧对此迄今我还是不断地处在思考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