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巴赫金与哈贝马斯的哲学、诗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是一种有趣的选择。自然，我们在这篇短文里，只能就交往与对话这个视角的一些方面进行一些探讨；难以全面展开。两人处于20世纪的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由于有着不很相同的德国哲学思想根源，在哲学、社会学和诗学的建构方面，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共同性。 20世纪20年代末，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极大地改造了语言科学，把语言置于人类的交往的基础之上。他指出话语具有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与生活交际的参与性，由此而导致话语的对话性特征。后来，巴赫金提出了“超语言学”，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研究。可以这样说，“超语言学”正是他的对话交往哲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哈贝马斯在当时“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提出“普遍语用学”，这是他的交往理论的最为基础的层面。他认为，语用学重在语言行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我更喜欢用‘交往行为的一般前提’这个说法，因为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交往行为是一种交往能力，即所谓交往资质，也即“交往性资质理论层面”，是属于次高层次的一般社会化理论层面的。此外，哈贝马斯还提出最高层次的社会进化理论，即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他的交往理性的大厦。通过交往理性来讨论后期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合法性，处理矛盾，并企图走向解决，从而以交往行为理论改造过去通常苏联人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与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在纯理论性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两人都把语言使用者之间对话交际，作为各自理论的出发点上可谓异曲同工。 在巴赫余与哈贝马斯两人的理论中，既有同一，又有差异。两人的交往对话理论，实际上都具有道德伦理色彩，但趋向不尽相同。巴赫金的伦理道德哲学如《论行为哲学》，强调了人的“应分”与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超语言学”，是与哲学人类学的思想紧密相连的，又结合了文学创作与诗学问题的讨论，所以特别强调人是各自独立、自有价值的自由之人，人与人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及关于此书的修改一文中，巴赫金通过对小说的分析，对于人的人格的独立，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的描述，简直是激奋的热情的申辩，极富哲理的诗意的歌唱，从而显出其高度的人文精神。 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以理性、社会批判见长，而被称之为“批判哲学”，但其道德伦理色彩是十分强烈的。他在八九十年代撰有专著《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对话伦理学解说》等，上面论及的他的《何谓普遍语用学？》，显然着力于对实际生活语用行为、话语行为的分析。哈贝马斯把在对话与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交往行为，置于道德伦理规范之中，目的在于使对话者，通过对话、语用的有效性手段，形成共识，承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成为改造后期资本主义的策略手段。这一理论无疑有其动人之处，但其乌托邦思想成分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20世纪里，跨学科的研究、综合性的研究，成为不同学科的整合和新文化发展的需要。巴赫金使纯正的文学作品的诗学研究变成一种奇特的新型的文化研究，一种文化、哲学思想的表述。他反对把文学孤立起来研究，他认为，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应该把文学与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与社会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来作用于文学”。巴赫金的整合性的文化诗学思想，在今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当今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消解哲学中心主义的时候，却模糊了文学与其他文化门类之间的界限，与哲学的分界，同时却把文学中心化，提倡哲学文学化，文学哲学化；最终提出要由文学来规范其他学科了。在哈贝马斯看来，学科的综合是未来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但是学科的分类，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新的发展中，学科间的规范自然要被重新确定，不过对于像后现代主义的文类不确定性必须进行批判；因为它消除了主体与意义，消除了交往的可能。 在这方面，巴赫金与哈贝马斯的诗学思想是殊途同归的。 我在这里简要地探讨两位思想家的学术思想，不仅仅在于了解他们学术上的共通之处，而在于弄明白他们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新的文化、文学的建设的有效性程度。我在90年代中期，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了重建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新理性精神，或称新理性主义，这一理论当然主要从中国、外国的文学艺术现状出发，但其部分理论阐释则无疑暗中受到自巴赫金与哈贝马斯交往对话哲学思想的启迪。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以往的思维方式，逐渐消除一百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具有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我主张在历史的整体性中建立起健全的、开放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主张中，现代性是个尚未完成的事业，交往理论就是现代性的实现；现代性不断需要反思与批判，在反思中推动文化的建设。我以为，这要比对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进行拆解、解构的理论要实在得多。虽然我对他们的观点并不都表同意，但是他们学说中的某些主张，经过我的再度阐释，成了我的新理性精神的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 巴赫金、哈贝马斯的部分有价值的哲学、诗学见解，无疑有助于我们重建维系着我们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文学的价值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