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3)03-0043-08 A 与文学作品的广受关注相比，文学批评的行情向来难以并提，但偶尔也有旌旗招摇得胜回朝的时候。比如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于台湾文坛的“龙应台评小说”，捎带着也让文学批评一时身价看涨。这似乎验证了王蒙的此番见解：“作家其实是很注意批评家的言论的，尽管作家往往有那么一种‘我写你评’的优越感，也要常常摆出一副随他说去的清高状。”（注：王蒙.批评或有之隔.欲读书结.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153-161.）这是大实话。很大程度上，眼下人们对文学批评家及其行当的难以掩饰的不以为然，乃是由于这个行当内的许多从业人士的手艺实在太差、所干的活过于粗糙。批评家们不应因此而自惭形秽放弃学习不求上进自绝于广大读者，有必要就诸如“批评如何才能好”的话题作些探讨，以便能与时俱进地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让自己作为批评家的角色能够拥有一个继往开来的前景。 或许正由于有了这样的焦虑意识，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操练“批评理论”逐渐成了文学评论界的一大时尚。在此热潮中，诸多业内人士们逐渐殊途同归地将成功的希望落实到方法的升级换代，使对方法论的关注不断升温，最终达到一种饱和状态。短短一段时间，我们已由微观精致的“文本”的小木屋经过了奇妙的“文体”森林而顺利抵达了广阔无垠的“文化”的海域。我们不仅早已遗弃了结构主义并且结束了与其孪生姐妹解构主义的蜜月，而且也不再满足于只是单纯地与女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调情；在越来越老到地同诸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人文主义和后东方主义等新方法进行全方位全球化约会之际，我们的视野以一种全天候的状态密切关注上至火星月球下至世界的每一个旮旯，随时准备将新出笼的方法招聘帐下揽入怀中。当各式各样有名无名的洋教授们，带着他们刚发明的某种功效神秘威力巨大的X方法的X代产品，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接受我们的热情拥抱；另一些洋先生们则在盛宴结束后悄悄离去，怀里揣着那些余温虽在却已经被宣布过时的方法。真叫做“不是我反脸不认人，谁让这世界变化快”。如此这般地，当我们为腐败的阴影所笼罩的足球，刚为好不容易在国门边溜了一小圈而沾沾自喜；我们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如今已以欧美诸大师嫡系弟子的身份，加入到与大师们“对话”的行列。无论如何，如同巴黎和意大利一直是国际服装展示的中心，我们的学界已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今世界最大和最热闹的展销方法论的庙会。而文论与批评家们的每一次聚集，差不多都成了未经审批但已默认的举行方法论的过招比武的擂台。在当今中国文论界，通往成功之途的捷径已昭然若揭，这便是随时掌握方法论交易所里的行情涨跌，努力同那些手里握有新方法论的文化明星们，保持一种“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良好关系。 当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热。在某种意义上，对方法的这种热衷实乃科技主义时代“工具膜拜”的一种表现。时至今日我们己不得不承认，光凭“小米加步枪”不再能够打赢一场现代战争。我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我们重视方法、需要先进的武器和工具，以占据学术研究的制高地。我们知道黑格尔曾经说过：“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注：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7.）我们也已经熟悉了这样的认识：“每个领域都有一种方法论，例如有化学的、教学的、苦行的以及许多别的方法论。”根据这位著名学者鲍亨斯基的研究，“方法论”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文的“沿”和“途”，因此其字面意思就是“论述（正确）行动的途径”（注：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显然，无论我们如何妄自尊大，都不会拒绝选择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尤其是这些念头常常能够从一些大师们那里得到赞同。比如我们被告知契诃夫就曾指点一位渴望成功的批评家：他认为对于一名文学批评家，“要紧的倒不在于他有明确的见解、信仰、世界观，而在于他有方法；对于从事分析的人来说，如果他是学者或者批评家，方法就是才能的一半。”（注：契柯夫.契柯夫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78.）但我们在这种方法论热中显然有点忘乎所以，忘了方法毕竟是由人来操纵的，并不能代替人的工作。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的学者们在方法论的游戏中日益如鱼得水，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同步地越来越远离文学。“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尼采的感叹虽已遥远，但却仿佛犹在耳边。因为受这种套路复杂的理论的诱惑，我们的批评家纷纷成了方法论的俘虏，他们以自我的牺牲再次证明了这一道理：在艺术领域，永远是“拙劣的批评编织聪明的理论，出色的批评则为出人意料的直觉提供依据。”（注：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236.）这种说法听上去十分耳熟，许多年前，马克思他老人家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里曾经强烈地责问那些总是想让对象来对号入座的批评家：难道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即使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事情本来已无须再费口舌。之所以又重翻旧账，是由于一种早已被取缔的按图索骥式的批评观，如今借助于以各种自立门户的方法论为基础的五花八门的批评理论的崛起，而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人人都知道，照这些令人起敬的理论家的意见看来，所谓批评，就是把这些理论家的教本中所叙述的一般规律套到某一个作品里去。”（注：杜波罗留波夫.杜波罗留波夫选集.第2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336.）曾几何时，俄国批评家杜波罗留波夫曾对那些只会拿原则来指手划脚的批评家如此提出过批评。但这种几乎已可以被看作文学批评界的一种丑闻的现象，如今随着文学方法论的走红，却堂而皇之重新粉墨登场。就像美国反应理论批评家霍兰德所说：如果我们将文学批评确认为关于文学的一种解释，那也就意味着将作品置于某种理论的范畴之中，因为“解释一个现象就是将它和比它更一般的原则相联。”（注：霍兰德.文学反应动力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