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表征性解释”的释义 所谓“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是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讨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提出的，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①在卡勒看来，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对于作品的解读方法从传统的“鉴赏性解释”演变为现今的“表征性解释”。他说：“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正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它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征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征。”② 所谓“鉴赏性解释”，就是采用“细读”(close reading)方式，通过对作品丰富复杂、精微要妙之处的欣赏和感悟来领略作品的情感意蕴，通过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叙事、修辞、文体、音韵等形式元素的鉴别和分析以把握作品的审美价值；而“表征性解释”则采用“社会政治分析”的方式，依据“社会同一性”的理念，通过社会政治分析去揭示作品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一关系，它将研究兴趣从作品之内转向了作品之外，聚焦于作品背后的社会政治结构，将不同作品视为显示同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可见“表征性解释”的出场提出了一套新的标准和方法，对于衡量文学经典的传统标准提出了挑战，在到底是根据作品本身“杰出的文学价值”，还是凭借作品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政治上的公正性以及为某个少数群体代言来决定文学经典的问题上形成重大的分歧。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之争”让人们发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关于文学经典，以往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什么是经典”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其背后还有一个“谁的经典”的问题，如果说前者关乎文学作品在审美和艺术上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后者则关乎文化权力的博弈和较量，它较之前者无疑更加重要、更加实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往备受崇奉的文学经典几乎清一色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Dead White European Man，简称DWEM)作家之手笔，而把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排除在外，从荷马和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维吉尔、奥维德，到薄伽丘、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高乃依、莫里哀、歌德、席勒，再到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无一例外均为DWEM。不言而喻，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它体现着性别、种族、阶级、地缘等等之间文化权力的较量，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可见，所谓“文学经典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权力之争”，特别是当它与种种社会运动和思想潮流风云际会之时，这场“世纪之争”便超出了文学本身，成为一场震动整个社会、波及众多人群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战争。 值此“文学经典之争”方兴未艾之际，出现了三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是认为经典名著从来就不由“杰出的文学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代表的历史语境决定的；二是认为“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一标准的实际应用从来就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包括种族的、性别的等种种非文学标准的干扰；三是认为所谓“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个观点本身从来就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它将某种文化利益和目的神化了，将其奉为衡量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1](P52)可见，现今根据在文化、政治和群体利益方面的代表性来解读作品，或者说根据文化权力的较量来衡量作品，进而求解文学经典的成因的做法非常流行，而卡勒的“表征性解释”一说正可谓应运而生。 二、“表征性解释”的由来 那么，卡勒的“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说所来何由呢？对此他并未作过明示，但从他别处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卡勒就“表征性解释”的另一层意思即“症候式解释”进行了论述，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对文本的阐释，有很多种方法，症候式阐释是其中的一种。通常，症候阐释被赋予消极意义，因为它把文本视为某种症候。如果把某个文本看成19世纪阶级斗争的症候，看成社会中意识形态矛盾的症候……即把文本看成某种表征，关注点就会偏离文本本身。[2]这里必须对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作一辨析。symptomatic是由名词symptom派生而来的形容词，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征候(或征兆)的、表明的；一是(疾病或机能障碍的)症状的、症状性的等。[3](P2052)可见，该词意指事物显露出的征候或征兆，或者与疾病或机能障碍相关的症状，因此用作“征候性”、“症候性”，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但由于它又有表明、表示、呈现的意思，所以也作为“表征性”、“象征性”来使用。具体到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则既可在中性意义上译为“表征性解释”，又可在消极意义上译为“症候式解释”。因为“症候式解释”一说毕竟不太合乎汉语的用法，仅用于直译，而一般场合则多译为“表征性解释”。从这种使用方式恰恰可以窥见卡勒提出该词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渊源。 不难看出，卡勒所说“症候式解释”与晚近国外学术理论中的流行概念“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不无关系。③“症候式阅读”一说是阿尔都塞的首创，意思是，无论在理论的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些空白、沉默、脱节和疏漏，因此阅读必须从这些“症候”入手，去发掘和解密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的、缺场的、被掩盖的东西，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从而发挥阅读的生产性和建构性。阿尔都塞说：“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在新的阅读方法中，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4](P21)下面这段话不妨看作是对以上论述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