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抗和坚持自己的立场

      与大多数亚、非和中东地区的大学相比，美国的大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我们可以谈论学术的界限。当然，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其它大学，学术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因而学术职位自然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这种情况，并成为公开的政治职位。但这并不是指美国学术界的情况，作为其学术成员的我们这个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不存在于那里，但实际上它们又是存在的。大学得依靠政府、大公司、基金会以及个人的资助，因此它与更广大的社会的联系对我们来说是可以看得见和注意得到的。

      但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是，在我看来，学术成员，也即教师、学者和教授，所赖以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他／她本人的领域。也就是说，我认为，无须回避这一事实，我作为一位教师在这里发言，我的主要听众是我的学生；因此，不存在什么替代物，不存在任何外部的卓越工作，也不存在任何可改进的地方，那不仅是一种对学生负责的替代，同时也是一种对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学科的严格性的替代。然而，关于这一点所必须得到注意的一样东西就是，始终存在着一种专业化以及已经被人们称作职业化的东西的危险。也就是说，我认为，学界专注学会会员身份的倾向容易约束并限制学者的批判意识。而且这种限制体现在许多事情中，例如，行话的使用，那是一种根本没人能听懂的专业语言。我早先的一部著作——也许并不那么早，但写于或出版于十七八年前——叫做《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本书从某个领域的方法中提取了主要的论题，这个领域也和所有的领域一样，是由自己的一套语言组成的，尽管这一语言本身已越来越远离这一课题的经验和现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东方的语言被认为是围绕着东方在运作的。所以，在我看来，对自己领域的主要教义专一的、带有职业化的并且简直不加分析批判的接受，对于学界内的专业、教师和学者来说都是很大的危险。因此，我认为，平衡并维持这一领域的必然性和课堂纪律为一方与人们所特有的专业兴趣为另一方之间的共存似乎十分重要，也即同时保持作为一个人、一个更大的社会的公民所应有的关怀。例如，我写了关于中东问题的许多文字，但在我从事教学的36年里我从未教过有关中东的课程。我总是讲授西方文学和文化面的课程。但是我不得不考虑到，作为一位学者的工作就是始终随着自己的背景而有所变化，随着自己的非学术关怀而作出调整。例如，就我的情况而言，它始终随着诸如流亡、帝国主义和帝国问题这类经验而作出调整，这毫无疑问便触及了现代西方文学所关涉的许多问题。

      

      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教授

      在我看来，第二点就是离开学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并提醒自己，我们所尽力，至少是我自己尽力，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并不是要多么尊重权威，或尊重作为老师的我们（当然，这是人文学科——或者说与自然科学相对的历史科学的教师——的一大快乐和特权），但我认为，你在讲授一个领域或一个课题或一门学科的同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可以讲授。那就是一种批判的意识，一种怀疑的意识，也就是说，你不必不加批判地接受你得到的知识。你并非努力以那种不加质疑和显得权威的意识去教给他们知识，而是同时要培育与这一知识相抵牾的东西，也即一种对权威人士的言论所持的健康正常的怀疑。因此，在我看来，清晰的语言和反讽固然十分重要，并不是要躲避——这是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不是要躲避在模糊的一般性概括或行话中，或躲避在任何人们可以藏匿其中的一种回避决定和立场的方式。

      最后，与这一点相关联的是，在我看来，有了这种宗教热情的总体氛围（我不打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而称其为基要主义），在人文学科和历史科学中专注世俗主义的重要意义便显得尤为重要了。维科的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观点对所有历史化的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决不可视而不见。

      那么始终引导我的第三点便是，随着人们贸然远离学界，因此发展一种并非职业素质而是被我称作知识素质的意识便尤为重要。（我这里应当插入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事物不一定都有清晰的法则；我的意思是说，并没有什么守则来告诉你应当如何行为。当然，历史是存在的，人们自己的承诺和原则意识也是存在的。）因为知识分子并不单单是一位教授，也并非简单的职业人员，仅仅受缚于权威的阴影和特殊的语言以及特殊的训练，尽管这一切仍很重要，而我也不想贬低它们的作用。但我认为，一旦摆脱出学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知识分子就可以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一角色在本质上说来——也许很容易用贬义词来界定它——是共识和正统的反对者，尤其在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更是如此，因为此时共识和正统的权威性如此之强大，而个人的作用和个人的声音又是如此微不足道，因而很难让人听到。所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巩固权威，而是理解它，阐释它并对它进行质疑：这实际上是向权力讲述真理的另一种形式，也是我在《知识分子的表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你一旦贸然离开学界，就很难不受到当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影响，这就是人类的受难。确实，知识分子的职业本质上说来似乎是要减轻人类的苦难，并且不去欢呼实际上并不需要欢呼的东西，不管那是国家的或祖国的或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任何这类基本的必胜信念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