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的文学批评花费大量精力去讨论两个几乎是无聊的问题：其一是关于什么东西“有”还是“没有”？是“真”还是“假”？例如中国有没有“现代派”？是“真现代派”还是“伪现代派”？同样的追问又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命题上重演了一遍。另一个是人们反复在惊呼“新名词”“新概念”爆炸，对任何新术语都表示惊恐不安，厌恶且拒之于千里之外。如果说前者还显得有些孩子气的可爱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老成持重的公允面目用心险恶。为什么人们只能说一种话语，只能使用一部分人惯用的术语概述，只能谈论“它”在谈论的问题，只能重复“它”说过的话？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容忍陈辞滥调四处流行，却对几个新名词惶惶不安；人们可以放任成千上万的人谈论老话题，却对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的另辟蹊径耿耿于怀。学术或文学批评当然需要规范，但规范不是靠顽固维护旧有的话题才保住它的权威性，有生命力的规范必然是在大量的解难题活动中不断重建自身。 现在，文坛又在热衷于讨论“新状态”。很显然，“新状态”这种说法很有可能遭致非议，尽管它在人们嫉“后”如仇的时期，换上“新”面孔，也终究难逃“追新”的嫌疑。问题不在于这是否是个“新概念”，新概念意味着对历史和现状进行新的解释，没有任何“新概念”是天然成立或天然地不成立，这取决于具体的解释和论证。“状态”正如“现象”，它仅仅提示了一种外观，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是“新的”。尽管“新”无法确切规定任何状态，但是它使“状态”具有了语音学方面的悦耳特征，并且以进化论式的革命色彩发散着某种蛊惑人心的力量。“新状态”显然是这样一种概念，以它的含混性和暧昧性，无所不包地指称各式各样的现象事件。这是一个巨大的无边的能指，它提示了一个向度，一种形式，一种立场，它企图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勉强拥抱90年代的文学景观。这个概念无疑令人兴奋，它如同一份鲜丽的请柬，迅速把人们召唤到文学的美味佳肴面前。食欲旺盛如我，当然无法拒绝。不过我更乐于使用一些进一步限定的概念对90年代的文学现象进行某些描述。例如，在我看来，90年代的文学更像是处在一种“过渡性状态”，不管是就叙述主体所处的现实位置来说，还是那种叙事方式和态度，或者是那种价值标向和美学期待，都处在某种过渡性状态。“过渡性状态”注重那些细微的差别随时折射出的现象的无限丰富性，放弃永恒的、绝对的进化论式的立场，用后历史主义的相对性视点来看待我们面前的文学现实。在这一意义上，“过渡性状态”表征着“后新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内的某些暂时的进向，它也表示对这个阶段内某些现象（特别包括被遗漏的现象）在90年代的背景上加以重新解释。 简要的前提：“状态”的历史流变 确实，没有任何语词像“状态”这样含混、模糊而不得要领，任何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状态，任何现象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新状态”。就用“状态”来描述文学现象这一做法而言，在近年的理论和批评文章中也不少见，已经难以做出准确的词源学考察。“新状态”或“过渡性状态”这种说法乃是近些年理论表述的合理延伸。事实上，“状态”这个模棱两可的术语，不断用于描述后新时期以来的那些超出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现象，如果加上某些规定，可以重新表述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流变。 当然，“状态”也并非完全无法规定的概念，在通常的意义上，或者说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一般语用学意义上，它似乎表示那种意义不明确的、情绪性的、无历史内涵的、无方向性的现象。有个激进的摇滚乐队干脆就取名“状态”。“状态”意指局部性和偶发性，人们对“状态”的明显意识，可以看成是80年代后期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离的背景折射的结果，对文学现象的阐释无须直接与时代重大主题发生关联，文学业已失去轰动效应，人们可以比较单纯地看待那些艺术化的和情绪化的文学事实。文学共同体迅速分裂为不同的群落，各自在不同的阶段或方位上表示着特有的状态： 马原：玩弄叙述圈套——叙述状态； 先锋派：强调语言感觉——话语状态； 新写实：回到生活事实——原生状态； 王朔：嘲弄现实—一游戏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状态”可以描述后新时期所有偏离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学现象。那么，在90年代，“过渡性状态”到底表征着什么样的文学事实和创作经验呢？它又预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呈现于文学舞台上？ 90年代的文学背景明显向着后个人化，向着大众化，向着商业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向着欲望化的观赏性方位延伸。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末期的那种文学自成一体的格局已经破裂，不管“先锋派”和“新写实”多么的个人化，他们的写作终究与文学史（现实主义规范）构成对话，而90年代才过去几年，那种反抗和挑战的姿态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彻底“零度”的写作没有任何形而上乌托邦冲动的写作，它被历史之手推到市场，乃至推到国际市场的边界去释放意义。 文学写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回到个人本位，不管历史之手追加什么样的群体意义给这种写作，它首先是以个人对文学说话的姿态进入现实语境。没有中心的时代注定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不可整合的时代，当然也就注定了是一个走向“状态”的时代。如果我们稍为保持历史敏感性的话，我们将不难感受到在大文化转型的背景上，一种新的叙事法则正趋于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它表征着“过渡性状态”的最根本的文学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