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融合:文学的新状态

作 者:
朱晶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文艺争鸣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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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状态文学特辑

      对于文论界“符码”、“耗散”、“解构”等西式术语的盛行,对于“新”、“后”、“前卫”、“晚生代”之类命名划代的愈炒愈热,我常常不以为然。不是说其中毫无真知灼见,问题在于那种鹦鹉学舌的效仿与照搬,在于把新名词堆砌当作“新思维”当作先锋与新潮。然而,“新状态文学”或“文学新状态”的提出,似乎不可简单地归入“命名热”,不可轻易贬之为“批评的自幻感”、“理论的自恋癖”。这不但因为其倡导者《文艺争鸣》《钟山》素有理论上美学上的严肃性,王干、张未民等青年批评家关注文学命运的真诚令人感动,而且“新状态”之说恰切适时,是个颇具弹性的话题。关于“新状态”的诸家论评使我受到不少启示,就此也愿做一点思考与发挥。

      说心里话,当初听到“我们大家都应当准备进入新状态”的呼唤,我着实挺兴奋。因为,近些年文学界鲜有共同的声音,我真切希望南北之间、新老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积极沟通,多达共识。细读一下“新状态”论的提倡者的文章,发现他们主要从先锋文学、“后现代”角度立论,视野所及,除了王蒙、张洁、刘心武,仅仅是几位“新生代”、“后知识分子”作家,似乎不像“从整体上去理解把握描述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的当下状态”。“当下状态”到底是什么状态?它与80年代文学的状态究竟有什么严格区别?这是所有关注“新状态”的人急于知道的,可我们往往不得要领。最近,王干在《作家报》(10月8日)发表的一篇答问中,借“何士光大师”之启示,戏称:“我只能借助永恒的神力来解释,佛说要有新状态,就有新状态。”他告诉读者:“‘新状态’首先不是一种理论主张,也不是一种创作方法,更不能称之为什么主义”,“‘新状态’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我们思维的新维度……是当代各种文学关系的总和。”这就有点越说越玄了。

      作家们对“新状态”如何看,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文艺争鸣》今年第五期恰有刘心武等人的“新状态创作谈”。作家们善于讲实事细节,似乎并无论证“新状态”的兴趣。这不奇怪。刘心武文中有两段话挺有意思,一是说:“我自己偶尔也弄弄文学批评,那也挺有乐子,可我写小说的时候,基本上忘记了批评家”。二是:“有朋友问:你最近状态怎么样?我答:我既无需逃逸出什么状态,也不必追逐个什么状态,我就这么个状态”。完全是实话。正如同作家创作不必理会批评家怎么说,批评家也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而无需顾忌作家是否赞同。从这个意义说,文学理论有可能透过一定时期文学现象、文学关系的运动、变异提出若干带超前价值的见解。我认为,“新状态”论即可作如是观。

      不过,作为读者,我还是不能满足“新状态”论目前的表述。雷达对有的论者“表述的狭窄化”的评价,他的“要对它们的概括性、准确性、操作性进行认真的检验,尤其是要作出广泛而非狭隘的理解”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同时,我也同意蒋原伦对“新状态”的某些质询,比如说,“‘新状态’的理论在呈现出诗的优美性、多义性、歧义性时,玄妙地飘移起来,你弄不准这‘新状态’到底是一种状态呢还是一种非状态,你也弄不准这种‘新状态’于作家们是个别的呢(如王蒙有王蒙的新状态,张洁有张洁的新状态),还是大家共享的?”“新状态”论这种理论上的模糊不少读者都感觉到了。再如,“所谓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究竟有多大的时间跨度容得下一次悲剧性告别和另一个‘状态’的新生?”问得好,“新状态”论提倡者在论述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状态差异时,的确有些夸大牵强,缺乏说服力。但是,仅据作家的状态“既是不变的,又是日新的”而认定“ 新状态无需证明”,进而称“新状态”论“布下了一道迷幛”予以否定,则不可取。

      “新状态文学”与“文学新状态”的提法,我倾向于后者。因为前者更接近于风格流派的概念,在创作流派现象的考察依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新状态文学”很容易变成先验的命题。而“文学的新状态”显然属于一种更宏观的概念,可以涵盖面临世纪之交的文学的组合、变异、趋向等等,这样,“新状态”就不妨理解成为一种关于文学格局的综合态势的概念。如何具体界定、阐发“文学新状态”,自然会涉及种种不同的观念、视点和思维维度。

      我觉得“新状态”论提倡者提出了一些精采的见解,超码以下几点是我能够接受的。

      第一,他们提出,“在开放的状态下不为传统所束缚,也不唯创新而创新,立足本土文化和汉语精神而积极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其雄心其清醒,令我感动。在具有先锋意识的青年作家和学子中,堪称响亮的第一声。联系《文艺争鸣》倡扬“东方视野”关注“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热情,这里所表现的“努力去挖掘和发挥母语的文学表现力,以汉语及汉语文学走向辉煌状态为最大心愿”,显示了一种十分可贵的民族文化的自尊精神和建设意识。

      第二,他们强调“书写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和情感的当下状态。”尽管“当下状态”未做出明晰的诠释,然而他们反复提倡的文学对时代和当代现实的切近,他们一再申明的文学调整的“最佳途径就是要观察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以一种宽阔的开放的胸怀来对待这个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明与蒙昧交错矛盾着的现实生活”,是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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