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3-0152-05 我们在这里主要根据利奥塔、福柯、韦伯的理论，将“文革”主流文学置放于世界文明的宏观背景中予以理性的审视，以探求“文革”主流文学的现代性根源。 一、“民族国家”与“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 利奥塔认为现代性包括三个方面：个人主体、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所谓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利奥塔进行的界定是：“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说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1](P169)这里的“大叙事”是“宏大叙事”的另一种译法。“我用现代这个术语指称所有根据某种元话语为自己立法的科学，它们明确地求助于一些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以及财富创造说。”[2](P114) 利奥塔认为在西方有两种宏大叙事，即法国启蒙叙事和德国思辨叙事。尽管启蒙叙事和思辨叙事的思路不同，前者直接从政治理想出发，阐述科学对社会自由、平等之理想的作用，后者萌芽于19世纪初柏林大学建校之时，试图通过抽象的“精神”概念将无功利的科学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但两者的功能是一致的，他们都把科学知识纳入到一个总的、普遍性的社会理想框架内，使总的、普遍性的社会理想成为科学知识的目的，并以此方式“使社会和政治体制、法律、伦理、思想方式合法化”。[1](P167) 利奥塔说：“马克思主义也能够发展成一种批评性的知识形式，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由自治主体所组成的，而科学存在的惟一理由是要让经验主体（无产阶级）从异化与压迫中获得解放。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立场要旨。”[3](P117)显然，利奥塔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宏大叙事”来看待的。 在“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共产主义”诉求，显然属于利奥塔所界定的这种“宏大叙事”的含义。而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塑造，作为“文革”文学创作规范的核心内容，是内含于“共产主义”这一“宏大叙事”之诉求的。 利奥塔从1792年之后欧洲现代历史里，对叙事合法性的源头进行反思，认定这一“合法性的源头”是“民族”这一理念。“民族国家”的诉求是一种宏大叙事，“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所谓民族国家，是和此前的朝代国家相对而言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取代传统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s)，是欧洲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文化和社会形态是教会权威文化。与这种政体和文化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其特点是宗教承担了道德、经济、政治、教育等相关的功能。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二位一体的权力和威权的合法性有着不可质询的神秘来源。与此相类似，中国虽然早在秦始皇时代即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国家，但这个政体是“天授皇权”的政体，皇帝即是“天子”，文化和社会形态是无神的儒教威权式文化。从周人自称“有夏”并视殷商为“中国”来看，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夏、商、周所处的共同地域。“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而兼国家的。”[4](P294) 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5](P18)“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最主要标志，是“主权”概念的形成。近代以后法、英两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民族国家。 在传统中国政治框架内进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才有真正的觉醒，完成这一转折的标志性人物是梁启超。张灏曾经总结梁启超在1890年至1907年间思想转变的两个过程，那就是：“第一，摈弃天下大同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其次，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6](P211) 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唤醒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梁启超之后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孙中山。他明确提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纲领——“三民主义”，并力图付诸实践。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雏形的建立。这实际上只是形式上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因为1912年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远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全民政治认同。只有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结束后，才根本地改变了过去的社会政治状况，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真正地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一系列历史任务，即科层制国家组织，从优选拔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一致性，以及政治统一等等。国家的政治统一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挥文化整合的功能。”[7](P144) 马列主义和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为民族国家内部的齐一化(homogenisation)提供了历史动因、神话过程、文化结构和一系列基本的政治文化符号。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实现“共产主义”这两种“宏大叙事”之现代性诉求，在“文革”时期走向了极端。“文革”主流文学正是以审美的方式，深深地印证和表征着这种现代性的极端诉求所带来的精神向度。“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文艺如同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什么像样的作品也搞不出来了。看看我们的十年，比比地主资产阶级的几百年、几千年，真是‘风景这边独好’。”[8]以社会主义的崭新文艺去“保护自己经济基础”，并以“标社会主义之新，立社会主义之异”永远取得对“帝国主义”的优势地位，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与建构和巩固“民族国家”之宏大叙事的结合，就构成了“文革”主流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