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变化历时一个世纪，并且在多种口号和思潮的影响下发展，头绪纷繁，起伏变迁不定，固守传统与追赶时髦并存，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各显神通。在这种复杂现象面前，觅取高远视野，是进入“回顾与展望”的最佳方法。 近年各种学术会，都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头绪纷繁，各抒己见，但对问题没有交织的焦点。 长期来，我们习惯把学术理论建设与人格塑造割裂开来，缺乏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回顾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王国维，其理论探索与人格塑造足可为范，他的跳湖自沉，不应看作是生理机能的结束，而应看作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完成。王国维的悲观主义，我们当然是不赞同的，但是他的“以身殉念”（或说“以身殉道”）却是令人敬畏的。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搞文学理论亦然。当风派人物，当候鸟式的理论家，这是一种恶习不足取，我们欲建设真正的理论和价值体系，就必须具有王国维式的人格和追求——这是世纪之交的特定人格和追求。 一、从社会结构的整体观上去把握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传 统文论的本质特征 1.从社会结构的整体观上去考察中国传统文论的性质 ①中国文论在“礼—乐”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理论背景 历时五百多年的西周社会的崩溃，孔子认为是“礼崩乐坏”的结果。因此，儒家的历史重任便是“克己复礼”，重建以“礼—乐”为纲纪的互补互动性社会结构。产生于战国时代的《乐记》则是这种理论的集中表现。 《乐记》一书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奠基性质，史不绝传，乃至司马迁在《史记·乐声》中，几乎全都照样搬了过来。现当代学者，诸如郭沫若、周谷城、朱光潜、宗白华等等，都予以高度重视。 “礼乐的成功不仅可以使天下太平，而且可以使宇宙明朗化。……说得有点神秘，但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人的创造力量发挥到极高度的时候，对于宇宙万汇是必然要起一定程度的”，“更进一步是把宇宙全体看为一个音乐或一座礼堂，或一座奏着音乐的庄严礼堂”（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礼是什么？乐是什么？二者间是什么关系？“乐须得礼以为之节制，礼也须得乐以为之调和。礼是秩序，乐是和谐。礼是差别，乐是平等。礼是阿波罗精神，乐是迪奥尼索斯精神。两者看来是相反的东西，但两相调剂则可恰到好处”（同上书）。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把“乐”的内涵外延、广义狭义弄清楚，“中国旧时期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来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岳）。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大约就是因为音乐的享受最足以代表艺术，而它的术数是最为严整的原故吧”（同上书）。郭沫若的高远视野，影响了后来很多理论家。周谷城认为“祖国美学原理最突出的一条，曰由礼到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由劳到逸，由紧张到轻松，由纪律严明到心绪舒畅，由矛盾对立到矛盾统一……由差别境界到绝对境界，由科学境界到艺术境界。这条原理可以贯通于一切美术品的创造过程，而得到体现”（周谷城：《礼乐新解》）。在这里，周谷城把“礼—东”作为一种矛盾统一的社会结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同时又把“礼—东”结构，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大境界，“礼”是差别境界和科学境界，“乐”是绝对境界和艺术境界，而且把“礼—东”结构的矛盾统一性，看作是中国美学原理中“最突出的一条”。周谷城是中国学有素养的历史学家，他的眼光是锐利的，他把“礼—乐”作为一种对立统一的社会结构和艺术结构，而且又以“境界”的性质，相互贯通着，其实是他阐述和总结出了一条重要的中国美学原理，其思维方式是环型的互补、兼容结构而不是西方人的线性向度的思维方式。如果说西方人把主客体世界统一于“真—善—美”三分世界，那么，中国人则以之统一为“礼—乐”的二分世界。朱光潜则说：“礼与乐是包含宇宙间万事万物，集一切学与术之大成的。礼与乐两个概念相反适以相成，含着朴素的（应说是丰富的——引者）的辩证思想”（朱光潜《中国美学简介》），“《乐记》的作者是从宇宙整体着眼，从中见出同与异、和与序、情与理、天与地、尊与卑这一系列的对立面，认为礼的作用在辨异、达理和巩固秩序，乐的作用在统同、通情和促成和谐。这两方面各尽其职，恰如其分，就会达到国泰民安，万物各得其所。我们可以说，中国儒家从礼乐这个概念推演出他们的理想国（即所谓‘王道’）”，“不但把乐看作艺术，实际上也把礼看作艺术，是王道必备的秩序与和谐两个方面……这是中国古代就已提出的‘人道主义’”（同上书）。朱光潜比周谷城更进一步，不但把“礼—乐”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结构，涵盖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同与异，而且把“礼”也看成一种“艺术”（“礼—乐”结构整体性本身就是一种宇宙艺术），是内圣外王的一种“王道”（真正的王道，必须善于把秩序与和谐两方面统一起来）。因而“人道—王道—乐道”便在原型结构的始点上统一起来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必备的东西，这是一种最深层的精神结构，是人类最深刻也最深层的历史文明。由此出发，通过“秩序”与“和谐”相互统一的内在机制，去寻求和描绘各自的“理想国”。“礼—乐”结构便构成了中国文明世界向前发展的纲领性结构，从“礼—乐”两个相关、自足方面导引了中国人的精神生产，乃至于物质生产。宗白华则从人类智慧入手，深刻地评价了《乐记》，认为通过它，则可以见出中国人的数学智慧—音乐智慧—哲学智慧，“数理的智慧与音乐的智慧构成哲学智慧”（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人类文明与人类的智慧结构是分不开的，应该说，它们是一种同构性存在物。 以上诸家都是中国现当代文论家中的大家，“英雄所见略同”，我以为他们的思路和看问题的聚焦点，很值得我们深思与继承的。我赞同周来祥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乐记》是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艺理论的奠基石”，“礼、乐是一对极广泛而深刻的哲学范畴”（见《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把“礼—乐”范畴视作一对“哲学范畴”，是很有概括性的，也是很有见地的。其实，稍加展开一下，“礼—乐”范畴，也是一对颇具纲领性的美学范畴和文论范畴。我以为，在“礼—乐”范畴的统率下，可以建构极有逻辑程序的中国文论史，那是一部决不会亚于黑格尔《美学》的文论史《美学》。道理很简单，在“礼—乐”的纲领性、原型性结构中，融合着“阴阳和谐、天人合一、先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情理矛盾”的二元对立统一结构，这是一种独特的、兼容互补的思维方式——环型结构的思维方式，它完满地包含着中国文论的方方面面。文论体系的逻辑建构及哲学深度，我以为就首先体现在具有逻辑起点性质的元范畴上。 至于《乐记》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诸家的观点也是一致的，郭沫若说：“公孙尼子之后，凡谈音乐的似乎都没有人能跳出他的范围”；宗白华说：“《乐记》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朱光潜则推进一步，认为《乐记》“成了此后二千年的美学思想发展的基础”。蒋孔阳先生在他的学术专著《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中说，“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有关文学艺术的美学思想，从《毛诗序》开始，一直到晚清各家论乐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超过《乐记》所论述的范围”。 引述上面诸家观点，是表明“礼—乐”结构作为中国文论的背景理论，早已引起人们注意，而且成为一种传统。 归纳以上诸家所言，“礼—乐”结构的主要特点和功能如下： A.“礼—乐”结构是一种二元对立统一结构。“礼辨异，乐统同”，礼主秩序，乐主和谐。“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这是天人合一的辩证结构。 B.“礼—乐”是一对哲学、美学范畴，它是中国古典美学、古代文艺理论的奠基石。借用西方的语言来说，礼是旧神精神，乐是酒神精神，只有二者的调和，才形成人类文明精神的健全品格。 C.“礼—乐”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其间融合着中国民族的数理智慧、音乐智慧和哲学智慧。“礼—乐”结构的智慧功能，滋润与养育了中国民族的各类型文明，尤其是审美文明。 “礼—乐”作为一种结构—范畴—智慧，具有人类文明的三维向度，它作为中国传统文论的背景，其涵义是非常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