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人文学的差异：分析与比较 1、“南胡北万” 会聚在“工人文学”这一标识下的一系列相关文本，虽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叙事，有着其共同的修辞策略和深层结构，但其内在的差异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对工人作家主体的塑造，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而这又恰好会在“工人文学”内在的差异中表现出来。抵抗和变革的潜在可能性，其实也正蕴藏在这些差异之中。20世纪50-60年代的工人文学写作，主要集中在津、沪等几个大的工业城市。那时津、沪等现代化城市，在都市文化方面的意义都已十分模糊，而作为某种工业基地的意义则极其凸显。在此语境中，工人文学作为工业城市的工业题材文学，自然也被当成了“工业口”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一项。从地域方面看，津、沪两地是“工人文学”的重镇，相比之下，北京虽也出现了李学鳌等工人作家，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不及天津和上海。就工人文学的写作水平论，自应以上海的胡万春为最；而就工人文学的组织规模论，天津又当数第一，这大概与天津特殊的民间文化背景有关吧。 上海的胡万春和天津的万国儒，一时并称“南胡北万”，颇负盛名。但“南胡”与“北万”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工人文学”内部差异性的某种代表。 万国儒的小说，与绝大多数的“工人文学”作品一样，是有着同样的通病的。首先，万国儒等人的文本还基本停留在“故事”的形态上，而其作为小说(fiction)的文本特征则是模糊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小说在“叙述”上，是乏善可陈的。在西方的经典叙述学理论中，“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有国内学者认为：“‘话语’与‘故事’的区分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上对‘文’与‘事’的区别。”[43]按照这种说法，万国儒以及大多数工人作者的小说，其通病之一，是其多为乏“文”之“事”（意识形态故事）。 而胡万春的小说，虽然在“事”上，也同样都是些意识形态编码的故事，但在“文”上，却比万国儒等人高明得多。诸如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运用以及聚焦的转换等，都已经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初步的应用。即便是“工人文学”中最老套的故事——老工人对生产工具的感情——也讲得要比同类的小说有趣些。比如，他的《钢铁厂的大门》与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就都属于讲此类故事的小说，《钢铁厂的大门》说的是老工人阿棠师傅舍不得陪伴了自己多年的老行车，而《欢乐的离别》则说的是老冯师傅舍不得自己那把宝贝大铁锤的事。胡万春为了让他的故事不至于太枯燥，调动了若干文本手段。比如，让叙述者直接对读者说话，借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利用对照片等静态瞬间的描述，来过渡故事，等等： 你看，这是最近在报纸上登出来的一张照片，上面照的是一爿钢铁厂的大门，它很雄伟，完全是用钢铁做成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两个月以前照的这张照片，就知道工厂扩建得多快呀！你看，同样照的是钢铁厂的大门，可是这跟现在的多么不同呀！……[44] 而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则完全是靠叙述者那单调的声音，来讲述故事的前因后果：厂子里搞起机械化运动，俺就调到指挥部里当统计员，专门统计各车间机械化的进度。……那天，师傅对俺说：“小李子，你在统计的时候，要不断给我提个醒，全厂的手工活咱们包了，不‘化’完就不收兵，可甭让一件手工操作漏过去呀！”厂子里的机械化运动，就像冬天燎荒似的，一点就扑扑拉拉着开了。指挥部门口刚停下报捷的锣鼓，就又响起报喜的鞭炮……可这天，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俺师傅——这个一天忙着给别的工序机械化的老保全工，他自己却没“化”，他那把大铁锤还没扔掉，这真叫人好笑。……[45] “北万”的这种叙述方式不但乏善可陈，而且根本就是荒唐可笑的。且不说在工业技术还很落后的20世纪50-60年代，工厂里的机械化运动能否真的“像冬天燎荒似的”那样快，就算是这种“机械化运动”真能捷报频传，难道就会“先进”到连个铁锤都无处安置的地步吗？时至自动生产线、流水线已大量普及的今日，铁锤也仍不失为工厂里有用的工具，也尚未有与之做“欢乐的离别”的必要，那么半个世纪前的这种“欢乐的离别”，不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意识形态梦呓，又会是什么呢？ “北万”的小说，与一般的“工人文学”作品，还有一个很大的通病是：叙述话语的过分粗糙与单调。 前面曾提到，“工业题材”，尤其是所谓的“车间文学”，由于要涉及相关的工业专门用语，致使其语言本来就缺乏“张力”。而工人作者又大多是从写通讯报道开始的，其小说有些简直就是虚构的通讯。我们知道，新闻用语与文学用语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现代诗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最大区别是，文学语言作为一种能指系统，重在其自身的结构方式，而不在于其所指称的外在的具体对象。换言之，文学语言与语言的实用语境是相脱离了的，因为文学构成了其自己的语境。而新闻语言则恰恰相反，其指称外在具体事物是否可靠、详实才是最为重要的。虽然“新闻”、“新闻体”作为某种修辞方式也可以进入到小说中来，但小说中的“新闻”只是被戏拟了的“新闻”，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可信的新闻了。 工人作者大多不能了解文学语言的这种特性，故多把注意力放在了与外在指称物的“是不是”或“像不像”上，而很少去注意其作为能指的“诗学功能”，[46]这样一来就更使其语言显得枯燥呆板了。另外，“工人文学”的叙述者总是用一种粗莽的声音讲话，以为惟有如此才更“工人”更“生活”，而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将“工人”简单化、单一化和模式化了。方言和口语未始不能用，是要看如何用。如果使用的结果，不是丰富了其内涵而是相反，不是引入了多种的声音并形成对话，而是排斥了不同的声音以致沦为枯燥的独白，那么这种对方言口语的片面追求便无疑是失败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