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Z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04)01-0001-015 小引 在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已引发了广泛深入讨论的今天，许多失踪者以及被以往文学史那种既定叙述所遮蔽的盲区，都得以陆续浮出水面。比如“沦陷区文学”、“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等等。然而，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独领风骚的“工人文学”，在近年来却似乎并没有引起研究者们应有的关注。究其原因，不外有三：1、缺乏文学价值；2、思想观念陈旧，虽也属边缘群体的写作，但却是“遵命文学”而非“异端”；3、文化含量低、可读性差，且缺少商业利用的价值。然而，这种以“工人作家”写“工业题材”为基本特征的“工人文学”，作为一种在世界文学史的范围内都并不多见的极为特殊的文学现象，其研究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奥尔德里奇，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认为，就如蚂蚁和大象作为生物学家的研究对象具有同等价值一样，任何文学，无论大国或小国，东方或西方，对于批评家也都同样是合法的研究对象[1]。奥尔德里奇的比喻自然也适合我们对待“工人文学”的态度。事实上，那种以“文学性”即是否“经典文本”作为文学研究惟一取舍标准的做法，不仅是太过褊狭的，而且也是根本就难以做到的。纵观20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能经得起推敲的所谓“经典文本”，其实并不太多，即便是“新时期文学”以及其后的文学，其到底具有多少“文学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那些被冠以“某某经典”并大量涌入市场的图书，往往都是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而非学术的评判（且不说经典何以成为经典，及其建构过程）。在这种“经典文本”犹如凤毛麟角的情况下，中国文学的研究者难道真有可能把那么多“非经典”的文本统统拒之门外吗？ 其实，那种旨在凸显“文学性”、“内部规律”之类的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说，亦可理解为是针对长期以来用庸俗的政治学、社会学教条取代学术研究的僵化模式的一种反抗。其作为特定语境中的一种话语策略，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进而将其奉为文学研究的某种金科玉律，则是缺乏根据的。西方学术界之所以在“语言学转向”之后，还要再进行“意识形态转向”，就很能说明问题。有学者就曾发问道：“‘文学’价值是什么？它就那么重要吗？‘文学’能说明它自己吗？现在忽然评价那么高的‘晚清小说’，文学价值就那么高吗？所以，离‘文学’远一点就远一点吧。”[2] “离‘文学’远一点”，乃是为了更好地对其加以审视。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一、“工人文学”是“左翼文学”发展的必然 1、文学的“退行” “工人文学”绝不是所谓的“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孤立现象，对其只做些作家作品的分析，是难有启获的。而必须将其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流变中，去做一番历时性的考察。有些学者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描述为一个从五四前后的辉煌起点，向后不断退行、不断下降的过程。下降的起始点有人定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有人定在1937年抗战时期的文学，而谷底则是文革十年。[3]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描述，但却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描述。笔者试图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这种“退行”现象的深层，并以此来分析“工人文学”的话语资源、修辞策略等。 杰姆逊曾说：“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4]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表明：作者仅代表着文本话语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而并非写作文本的说话者个人。因为人的主体本身就是语言的构成物，没有语言可以有人——生物的人，但不会有“主体”。作者作为一个主体，当然也是话语构成的。他并非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当没有话语资源的时候，他只能无话可说——沉默。[5] 阿尔图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与他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像性关系之再现。”[6] 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从法国学派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汲取了不少灵感。他进而指出：人的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从外部建构了人们的“本质”和“自我”，所以人们所谓本质的自我只是一种虚构，而真正占据其位置的只是一个有着社会生产身分的社会存在，即“主体性”。人对其自我的看法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文化赋予的。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对20世纪中国文学“退行”现象的分析，就会呈现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面貌。“五四”新文学（准确地说是前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学）的产生，绝不仅仅是文学形式上的“进步”，而是有其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的。对以文言文为代表的旧有的文学样式的扬弃，也并非由于其“文学价值”不高，而是因其大多已沦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编码（周作人称之为“载道的文学”）的缘故。只有引进新的话语资源，才可以有效地颠覆这些“载道”的意识形态编码。而新的话语资源则又主要来自西方。近年来，一些学者明确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将新文化运动的上限提至了晚清[7]。此论虽然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却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小说文体的改变——从小说到fiction（西方小说）——却是以“五四”作家鲁迅的小说为先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