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园 有人曾经把“创新”比做文坛的“疯狗”，它驱赶得作家四出奔突，许多被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新”，实际仍是检拾别人之“旧”。今天提出的“文化守成”新说（或曰：“文化守成主义”）〔1〕， 也许是又一次“狼来了”的呼声？说它是“又一次”，是因为前几年，不断有批评家强占“话语权力”，随意将作家划归“某某思潮”、“某某流派”、“某某主义”，理论家们乱点鸳鸯谱，害得作家哭笑不得。这一次的张承志、张炜、贾平凹可时运不佳，在他先前的弟兄，虽说是不情愿的“拉郎配”，有的却荣幸地戴上了“先锋作家”、或“后现代”的桂冠，而今的张承志们，却被说成是不太光彩的、笼罩着晦气的“文化守成思潮”。 （一）向传统文化开放并非“守成思潮” 当然，要肯定陈美兰教授和她的研究生们，提出一种文化现象来讨论，用意是真诚的，许多富于新意的见解，让人茅塞顿开，思想解放。但要认定张承志、张炜、贾平凹等作家，就是“守成思潮”的代表，他们写的是“守成主义小说”，并举出小说《心灵史》（张承志）、《九月寓言》（张炜）为例，我以为这种判断未免有些太匆忙了。因为，作家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和思考，有许多层次，其艺术个性的弦外之音十分复杂，要经过时间和读者检验，不能一家之言，一锤定音。尤为甚者，更不能捕风捉影，凭只言片语，就推论出张承志等“重要作家”是所谓“信仰失落”、“现代性立场消失”、“人民话语的隐退”。并以鄙夷的口吻指责人家说：“张承志们看来也无法成为新的信仰的构建的承担者。”因为他们“精神困惑使他们对信仰的追求也困惑。”〔2〕 还是冷静地回到现实中来。我以为陈美兰教授等提出的一些现象或问题，并非什么“守成”或“守旧”，而是一种向传统文化开放，借复古以求新，重建现代精神文明的一种自觉要求。实行对外开放，给中国现代化带来巨大的物资效益，但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和文化，也打着开放的旗号席卷而至。影响所及，是西方的精神垃圾，与我们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合流，造成世道人心的巨变。敏感于时代神经的文人、作家，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如何才能拯救民族的灵魂，找到精神家园的安妥之所，开放传统文化，以拒斥“恶性西化”冲击，是这种思潮的起因。政府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倡，民间兴起的“国学热”，以及自发兴起“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可见汹涌之势锐不可挡。陈美兰教授说：有种“思潮在滋生”。我以为“思潮”存在，但不是“守成”或“保守”，也不是“信仰”失落了，而是在“寻找”。寻找是一个过程，一个艰难的历程。矛盾产生在错综复杂的寻找之中。一部分人追逐新潮，面向西方，媚下脸来，想与西方实行“对接”，可人家不赏脸，自讨没趣，国人也不认可。另一些人，包括海外学者有识之士，则转向东方，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智慧，寻找重建现代人文精神的因子。这就是向传统文化开放，采用传统的视角。这两部分潮流，都怀着寻找的渴望和善意，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中国众多的文人、作家中，绝大多数人，面对国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意识的低落，心怀焦急忧患，上下求索。他们当中有的人怀瑾握瑜、坚守气节，不崇洋，不媚俗，能够自律自重、守我清贫。他们以神圣的信仰存在于中国文坛，是当代中国的精神财富。还有一部分人，负笈踽行，象一位传统文化精神的布道者，他们向宗教心灵、儒道禅宗、大地母亲、民族家史，寻觅做人的哲学，以抗拒物化的污染。他们或寻根忆祖，或清理古典养分、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性良知的泯灭进行修复。他们在精神侵犯面前，不随波逐流，要坚定做一位“不撤退者”的勇气和傲骨，应引以为民族的骄傲，人民的福祉。被陈美兰教授等人指出并批评的张承志、张炜等作家，也许正是这些佼佼者。我们怎能治病乱投药方，射箭投错了靶子呢？ 向传统文化开放，也许算不了什么“新潮”，与陈美兰教授所说的“新理想主义”也沾不上边。但它是中国的、民族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础。它不“反对现代化”，也不是没有“现代性立场”，只是不与那种“伪现代”、“假新潮”同流合污罢了。 本来，讲“开放”应该是向西方文化开放的同时，也应对传统文化开放，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比较、碰撞中，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观点。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以后，开放就极少。在“极左”横暴的年月，“传统”与“封建保守”划上等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时期文学自“伤痕”以后，出现过“寻根文学”热潮，那也是向传统文化开放的一种尝试。步入90年代以后，文化转型出现了危机，使作家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失落的惶恐，以及对代之而起的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的负面作用的忧虑。这时，在知识文人中，产生某种东方怀古情结，有些人站出来呼吁弘扬传统文化，挽救高雅艺术，这是人心所向，顺乎潮流之事。可是，也有人不赞同。他们称这些人为“狂呼派”。说他们是看到自己得不到喝采，便愤世嫉俗，好比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我在一次座谈会上，亲自聆听到这种声音，他们把这些人称为“后保守”、“后保国”、“后乌托邦”。看来有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概念悬在空中，正在寻找适合它的猎物。 “文化守成思潮”（？）应该怎样来界定它？显然，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美称。它与上面所说的“后保守”、“后乌托邦”有什么联系呢？按陈美兰教授的文章所说：“称它为文化守成是因为它不是站在完全守旧的立场来反对现代化，不同于那种顽固落后的封建保守主义。”〔3〕这个定义说明两点， 一是文化守成思潮与“顽固落后的封建保守主义”是不同的；二是文化守成思潮，有站在“守旧的立场”，“反对现代化”的一面，区别只在于不“完全”是。如果这个“定义”能成立，所谓“文化守成思潮”笼罩的范围，就够宽泛的了。 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分明是现代化进程在作家心灵深处留下的轨迹，是作家向民族传统文化开放的深化。《心灵史》向人们诉说的是一种理想、信仰和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向丑恶、污秽、平庸抗衡的精神支柱。这正是现代性的高扬，而不是“退隐”和“退却”。说张承志站在“偏执的文化守成立场”进行创作，根据是什么呢？ 姑且承认这就是所谓“守成思潮”了。守住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安身立命立国之本，守住做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格和美德，守住经过血与火考验的革命传家宝，守住那些为世界人民尊为中华国粹的文化艺术，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对传统的精华不是守得太多，而是继承和发扬很不够，有些应批判、扬弃的糟粕，反而被挖掘出来，在新时期沉渣泛起。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张炜为“保守主义”辩护：“我们缺少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