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艺学研究的是文学艺术因媒介的变化带来的文艺理论观念及其学科内涵的变化。单小曦先生对此的界定是：“媒介文艺学以媒介存在论为哲学基础，从传播学的视角，以信息论、传播学、媒介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审视、评判、研究文学艺术现象，进行文艺现象批评和理论建设”(1)，认为它是一种“后语言论”的文艺理论，为媒介文艺学的内涵与功能做了清晰的表述。从媒介哲学上考察媒介带给文艺的新变，据此阐释文艺观念和理论批评对新文艺的适洽性与兼容度，以变化了的文艺现实拓展或延伸文艺学的理论逻辑，是媒介文艺学的工作与责任，也是它的价值所在。这一论题提醒我们，面向未来的文艺学建设，不能缺少“媒介”维度，应该重估媒介的作用，充分认识媒介变化对文艺理论建设的特殊重要性。 在媒介变化加速的时代，探讨这一问题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今天，数字化新媒介已经让我们进入被尼葛洛庞帝称之为“数字化生存”时代，抑或“第二媒介时代”(马克·波斯特)、“赛博空间”(约斯·德·穆尔)、“技术帝国”(R·舍普)的历史时期。最新发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有半数中国人接入互联网，网络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①可以说，“以因特网为代表，数字媒介犹如风暴席卷了这个时代”(水越伸1)。在我国，数字化媒介以及由此构成的网络媒体，较之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介、任何一类媒体都更为直接、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入地渗透到了文艺各个领域和文艺创作的每一个环节，不仅改变了文艺的形态和存在方式，也改变着我国文艺发展的面貌和文坛格局，以致没有任何一种文学艺术能够像今天的网络文学和数字艺术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创作者阵容、作品存量和欣赏族群；没有任何一种文艺能够像网络文艺这样，借助全媒体传播发掘IP价值，多样化延伸和改变自己的形态，并迅速覆盖大众文化市场，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竟至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文化产业；而且，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文艺像网络文艺这样引起那么多的质疑、争议，难以预测其变幻方式和可能形态，乃至使许多传统的理论批评家对此感到难以把握或无从置喙，甚至束手无策，已有的文艺理论似乎很难聚焦它的逻辑原点以获取观念的有效性和解读的合理性……而造成这些“断崖式”变化的始作俑者即是媒介，即数字化技术媒介构成的网络载体规制了当今文艺生产和文艺观念的嬗变，这正是媒介文艺学研究的现实基础及其作为学科构建的持论背景。正如有学者所言：“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并不自今日使，只不过因为当下电子媒介的发达，视觉形象的凸显，传统的文学观似乎受到了当代媒介文化更为强烈的侵袭”(蒋述卓、李凤亮285)。 面对数字化媒介对文艺的全方位介入，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媒体文艺学研究就开始起步，网络互动批评，传统媒体的即时性评论，还有学院派对此的学术关注，已经把理论思维的触角延伸至网络文艺领域，开启了数字化媒介文艺学研究的历史性征程。据新近出版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统计，网络文学诞生以来，截至2013年底，我国研究、评论网络文学的研究成果中，代表性的学术期刊论文有908篇，网络文学理论批评报纸文章1035篇，以网络文学为选题的博士和硕士论文229篇，重要学术会议提交的网络文学论文143篇，共出版网络文学研究学术著作83种，名作家的网络博客文章超过3000篇。②一批学人的孜孜探索及其理论贡献，已经构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学术力量，值得我们关注，也应该予以清理。 一、调适学术立场：拓宽文艺学研究视域 相对于新媒体文艺理论研究，传统的文艺学历史久远，积淀深厚，且学理逻辑缜密，一般学者会在已有的领域精耕深作，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理论聚焦去涉足其他领域。不过，也有研究者敏锐地看到了新媒介带来的文艺变化及其理论机遇，以应变的学术立场关注文艺现场，解读新的文艺现象，回应新媒体文艺问题，把文艺学的研究视野延伸至数字化文艺领域，为拓宽文艺学的研究视域筚路蓝缕，开辟出“数字化生存”时代文艺学科新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从“原子”文艺学走进“数码”文艺学，为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打开了一面新的窗口。最早走进这一领域的黄鸣奋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开始电子艺术研究。1998年出版《电脑艺术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电子艺术学》(科学出版社)，此后相继出版了《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2000年)，《数码戏剧学：影视、电玩与智能偶戏研究》(2003年)，《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2004年)，《数码艺术学》(2004年)等著作，为传统的“原子文艺”(物理方式承载)研究增添了一个“电子文艺”的(虚拟方式存在)学术对象，率先将文艺研究带入一个新的论域，也让媒介文艺学开始步入新媒介文艺学的新阶段。仅以《电脑艺术学》为例，作者基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日益普及的现实，将视野由对于过去积累的艺术经验的总结扩大到对于艺术未来走向的考察，以电脑与艺术的价值关系为基础，分别辨析了电脑与艺术主体、艺术手段、艺术方式、艺术对象、艺术内容和艺术环境的关系，并认为电脑艺术学是计算机科学与艺术学相互渗透而产生的边缘学科，应该成为文艺学研究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文艺理论研究立足现实，寻找连接过去和未来的艺术纽带。南帆先生也是我国较早切入电子媒介文化分析、描述和批评的学者，他在1998年出版的《文学的维度》(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中，区分了媒介变化带来的“书写文化与视觉文化”两大体系，敏锐地提出视觉文明将有力地改变现代文明结构问题。随后，他的另外两部著作《隐蔽的成规》(1999年)、《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2001年)更是专章讨论了“电子时代的文学”和“游荡网络的文学”问题。他不无忧患地警示人们：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源于技术的特性，“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南帆4)。他告诉我们，文艺学研究不能不关注电子媒介，同时又不能不警惕电子媒介的技术特性给文明、文化、文学带来的掣肘，减少其给艺术自由造成的伤害，这对于后来新媒介文艺学延伸的“文化研究”，无疑有着预警和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