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G24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9)05-0195-11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标志着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华北解放区的大批文艺工作者随部队进城，原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进步文艺人士相继来到北平，200多名文艺界人士也于3月中旬从香港到达北平[1]。与此同时，部队文艺工作者大量增加①，军民联欢的文艺演出活动在北平迅速而热烈地开展起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倡议召开一个文艺大会，把分散的文艺力量团结在一起，并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目前，学界关于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其关注焦点多为第一次文代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影响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②国史领域关于第一次文代会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对中国共产党在倡议召开第一次文代会过程中所发挥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作用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推选 由合适的人选组成筹备委员会是顺利开展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的前提。194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文协筹备会的通知》。该通知主要是指示华北文协③与全国文协④联名发起会议，筹备新的全国文协大会，“大致拟定参加此项会议的人数(不要多)及主要的人选”[2]。全国文协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分会遍布全国各地，在广泛联系爱国文艺人士和鼓舞军民团结抗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该协会共有理事45人，大多数为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进步文艺人士，如通知中提到的已经到达解放区的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田汉、洪深、胡风等人和正在约请中的曹禺、巴金等人。[2]该通知还提到了“各解放区文协”和“新的全国文协”。“各解放区文协”是指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五大解放区已经成立或尚在成立中的文艺界协会。其中，华北文协聚集了大批从解放区和国统区汇聚而来的文艺界人士。“据粗略估计，1948～1949年，云集石家庄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近千人之多，其中驰誉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就有100多位”。[4]“新的全国文协”是指拟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文联)。 1949年3月5日，周扬致电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提出由华北文协及原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举行联席会议，发起并产生筹备委员会，并拟出了筹备委员会名单，茅盾为主任，周扬、沙可夫为副主任。[2](p.2)9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扬，要其“与罗迈⑤及党外人士从长计议，再行商定，务使各方均感满意，以利团结”。[2](p.3)同日，周扬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及陆定一，表示上次电报发出后又与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等人进行了磋商，他根据商议情况重拟了一份由19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并提出了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的初步方案，同时，周扬强调：“筹委会正副主任委员人选，未便与他们交换意见。前电所提当否，请一并考虑示知”。16日，中共中央再次复电周扬，提出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人选“以郭、茅、周扬三人担任为宜”[2](pp.4～6)。 对于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人选，中共中央有较为周全而长远的考虑。皖南事变后，在同国民党分裂倒退和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中共中央肯定了“郭沫若在进步文化队伍中领军人物的地位”[5]。1941年11月16日，周恩来亲自撰写了《我要说的话》刊载在重庆《新华日报》头版。文章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6]中共中央充分考虑了郭沫若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为党做出的重要贡献，因此推举其为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两位副主任分别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比全部由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干部担任副主任更具有代表性。 中共中央对筹备委员会委员的专业领域也有充分考虑，在1949年3月16日给周扬的复电中就提出：“文协筹委会十九人名单同意。但其中无电影及新派画家代表。请考虑增加袁牧之、叶浅予、欧阳予倩、赵树理、古元等二十四人”。[2](p.6)这就尽可能地将各个领域的代表都汇聚到筹备委员会中，从而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团结和动员能力。 1949年3月22日，全国文协在北平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在北京饭店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全国性文艺界组织，参会文艺界人士一致表示赞成，当场推选了由37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选举郭沫若为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7]筹备委员会后来又增加到42人，其中常务委员为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沙可夫、艾青、李广田7人，沙可夫为秘书长，[8]黄药眠、陈企霞、沈图为副秘书长。[9]由此，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实际筹备工作。中共中央在3月16日给周扬的复电中还特别强调：“与文艺界人物来往，要采取坦白诚恳态度，如正副主任委员人选问题，必须与他们交换意见。其他各项亦然。在开会之前，要多花时间与各方作幕后协商，商妥后再开会通过”。[2](pp.6～7)从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 二、文代会党组的成立及其领导作用 在非党文艺团体的会员代表大会及其领导机构中成立党组，是中国共产党为充分发挥党员在非党文艺团体领导机构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加强党的影响、贯彻党的政策而做出的规定。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以下简称《党章》)中专门设有“党团”⑥一章，其中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党团选举党团干事会”、“党团所在组织中各项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先经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之讨论”。[10]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党团就在该组织中为传播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进步文艺作品发挥过重要的领导作用，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钱杏邨⑦、叶林、周扬等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11]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的过程中，文代会党组干事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党组干事会成员由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中的16位党员、5个解放区代表团的5位党组负责人和部队代表团的2位党组负责人组成，共计23人。其中，周扬任党组干事会书记，常委有周扬、沙可夫、丁玲、柯仲平、周文、何其芳、冯乃超7人，陈企霞任秘书。[2](pp.8～9)党组干事会主要负责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落实到大会主题报告的起草、作品选评、会议期间的演出和展览、组织宣传等各项关乎文艺方向的具体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