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是大众文化全面占领中国的时代，是商品、消费、休闲等话语充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告别苦难的“幸福”世界，向来以批判精神标榜于世的先锋艺术却陷入了一片温柔的泥沼……而面对西方的咄咄逼人的“后殖民”话语，中国的先锋艺术家们有逃离与反叛的希望吗？请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先生剖析—— 从西到中的学术转向 新锐思想家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他们的理论及思想最深层地反映着这个时代的脉动。毫无疑问，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术的确发生了很大的转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80年代可以称为“激进的西化路数”的话，那么90年代可以称为“保守的反西化路数”。80年代一部《河殇》以其否定黄色文明即黄河文明而要走向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为总体思路，引起了剧烈的文化论战。而90年代，150集的电视文化片《中华文明之光》则完全相反，旨在发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彩。同时国学热也已被众多学者认同，从国学丛书、大师丛书、民国丛书等多种丛书的出版中，都可看出国学在90年代拥有相当大的市场。而前不久出版的一本被商业炒作得很热的书《中国可以说不》，以及所谓“说不”系列，其中所表现的反西化、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清晰可见。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这里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等一些语境问题。 在哲学思想方面，李泽厚和甘阳是从西学到反西学的典型的代表。在文化领域方面，80年代的西学路数和90年代中学路数可以发生在一个或几个批评家身上，如有的人昨天还在强调现代性、现代文化乃至后现代文化、后殖民文化，转眼又宣称“现代性”在中国应变成为“中华性”，从而走向反西化、反文化、反知识分子，而强调大众传媒、文化研究、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市民文化等等。昨天可能瞩目精英文化和现代理性，而明天却又走向世俗文化、市井文化和非理性。 当然这些学者的转向是个体的选择，但如果成为了一种现象之后，则具有了超越个体的特殊意义。可以认为，他们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知识谱系确实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个体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世俗冲动取代了精神冲动，当然也有现实问题取代了抽象思辩，关注发展进程取代了空中楼阁的形而上学。在这种思想界、文化界的大转型面前，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泛化的情况下，如今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日益与中国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于是文学界的调侃文学、后新潮小说已成为消解中心话语以后的新中心；美术界政治波普、实验艺术、行为艺术方兴未艾；音乐界摇滚的强劲节奏正在以本能瓦解旋律的精神性；影视文化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与主体之间，将个体差异性推至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使当代中国实验艺术日益成为与他人的不沟通系统。 面对种种问题，先锋的眼光是否只看到了未来的目标，而丧失了“过程化”的生命和艺术的意义？可以说今日的先锋比任何一个后卫都要困惑，今日的先锋比任何一个非先锋所感受到的矛盾心理和冲突状态都多得多。因此，先锋的困惑是中国文艺的困惑。 诗人的死在诗人自己的眼中也许是崇高而伟大的，但在游戏者眼中却是无意义的，人们在悼念诗人的同时也抛弃了诗。 诗意的匮乏 90年代纯诗的贫困已经持续了七个年头，在诗人海子、戈麦相继自杀之后，诗人自杀成为90年代诗坛的事件，成为世纪末文化的一个沉重的寓言。在短短几年的“弹指一挥间”，诗人被“边缘化”了。创造的生命激情转化为“零度写作”，思想的魅力变成无深度的唠叨，深切的价值关怀置换成“金币写作”的策略（“稻粱谋”）；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思消逝，诗性世界沦为“散文”世界。也许，海子在90年代的门坎前自杀，正是他以“临终的慧眼”看到世纪末诗歌将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根叶飘零，濒于灭绝？ 然而，这个世界的散文却火爆起来。 首先是新艺术散文家，如刘烨元、周佩红、黑孩等的出现。而后余秋雨、张承志、史铁生的文化散文成为文化界关注的中心。女性散文的作家群体包括张洁、唐敏、王英琦、斯妤、张抗抗、叶梦等，以其个性化、女性化、独白化的散文语言，使散文日益走向个人化。“新生代散文”则标明了散文新的发展取向，代表人物有曹明华、胡晓梦、老愚、骆爽、于君、冯秋子等。诗意失落于散文之中，然而散文真的能够符合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吗？真的能够成为这个文化匮乏时代的精英吗？ 也许90年代的小说是最领风骚的，但它也是最为寂寞的。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超过100部，可到了1993年，就已经超过了300部，1994年接近400部，1995年为440部，1996年据说已达640部，然而处于生产“旺季”的小说却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的粗制滥造和过分的欲望化使读者感到其中精神的贫瘠，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再读完厚本的虚构小说，此外，小说在形式上愈来愈玩“叙事魔方”而远离生活本身，因此，尽管小说出版年复一年日益增多，但读者却年复一年日益减少。虽然《大家》等刊物推出联网作家，甚至以重奖招徕读者，仍不能恢复小说在80年代那种一部风行而天下争阅的盛况，于是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可能再领昔日的风骚了。 “革命”的摇滚在甜腻腻的流行主义中逐渐丧失了它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