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中国现实的文化需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应该是富有继往开来的人文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20世纪文学研究的成绩是沛然的，有目共睹的。在几乎直观感悟了两千多年之后，中国的文学研究终于从西方的文学批评中吸取了科学实证与分析的研究方法，使阿波罗理性的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学批评那朦胧模糊的春江花月夜。这种变动是全方位的。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那种附着于历史或者从作品的选本来感悟文学的发展与变迁的传统，被各种专门的文学史著作取代了——不仅有了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而且有了小说史、诗歌史等文体史。在文学理论领域，那种语录、格言、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甚至是以诗论文的传统，被一种从体系出发的文学理论著作取代了。在文学欣赏中，对文本的感悟被各种分析性的批评理论与美学理论取代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在理论引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我们也需要继续引进世界各国的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丰富中国的文学理论建构。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西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问题就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也往往是由盲目西化所带来的。 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进步总是与向西方学习相联系的。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之前，向西方学习主要还停留在儒家之所谓“外王”的层面，那么在甲午战争之后，文学与文化的西化步伐也在加快，并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峰。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向西方学习的大潮，固然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生机，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唯西是趋、唯新是趋”的文化倾向。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在向西方取法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唯西是趋、唯新是趋”的研究态势，使得中国研究文学的学者很难从容地建构一种批评理论，而往往是用新学到的西方文学观，去否定先前学到的西方文学观。有趣的是，那些守旧保古的文学倾向，也要在西方的话语中找到自己的依据，才可能在新文坛上发生影响，譬如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于是，“五四”刚刚建立了一种文学传统，很快就被“革命文学”的理论家扬弃了。新时期文学刚刚在接续五四文学的传统，就又被“后新时期”的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给否定了。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很少作家能够将自己的文学追求贯彻到底；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中，很少学者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评估标准。文坛上真是“急匆匆、你方唱罢我登场”。尤其是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当作为西方最新思潮引进的解构主义批评将一切价值——主要是启蒙主义、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统统颠覆之后，金钱与权力却可以在价值的荒原上开怀大笑，学术腐败也可以在没有任何价值可依的真空中目空一切。而较新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却被中国的一些文学理论家解释成可以因循守旧与发扬国光的理论。我想，正是从这个角度，林毓生教授才提出了“比慢”的命题，即不是去“唯新是趋”地比快，而是追求实质性的进步。因此，在21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吸取这种唯西是趋与唯新是趋的经验教训，在浏览西方以及世界各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思潮的时候，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价值需求，追求文学研究的实质性的进步。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西方的文学研究术语与批评概念快速地涌入中国。西方文学研究新概念的引进，是对中国印象感悟式的文学批评传统一种巨大的冲击，并且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中西文化几乎是在互不相关、自成系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在一种文化中形成的概念，到另一种文化中未必能够找到对应的词汇。英文中的humour，林语堂将之译成“幽默”，还自以为得计，但是深知中国文化的鲁迅以为并不恰切。反过来说，由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模糊性，中国的一些概念就更难翻译成西方的词汇。西方主宰意义上的天(god,heaven)与自然意义上的天(sky,nature)是分裂的，而在中文中都统一在“天”这一概念中，因此“天”在一些表示整体性的上下文中是无法翻译成英文的。又如，由于中国文化感性与理性的合一，“心”这一概念也无法译成英文，译成heart太偏重肉体，译成mind又太智性化。至于中国文学的一些概念，如“气”、“气韵”、“神韵”等等，都无法译成英文。甚至一些文体，也无法找到对应的文体来翻译，譬如“赋”，译成英文只能是汉语拼音的"fu"。所以，当中国的文学概念翻译成外文时出现令人哭笑不得的直译或音译，也就毫不奇怪。 但是，20世纪中国一些文学研究者，却不顾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硬是将西方的文学批评概念往中国的文学现象上贴，随意比附，生搬硬套。西方文学从希腊的史诗、悲剧到文艺复兴后的巴罗克、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几乎没有什么重复的主义，可是为什么西方一个阶段形成的文学“主义”，譬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可以解释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现象？与西方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史诗传统不同，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形成的是一种抒情诗传统，《毛诗序》论诗的时候也是从抒情与表现的角度立论的，认为诗歌是“言志”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但是我们的一些文学研究者却硬是将《诗经》与杜诗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而且这种说法在迄今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还在继续被运用。当然，这种生搬硬套、随意比附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屡见不鲜的。譬如，将中国的戏曲（类似于西方歌剧）与西方的话剧相提并论已经应该很谨慎了，可是一些研究者还觉得不过瘾，非要根据西方的分类标准在中国戏曲中分出悲剧与喜剧不可，而且还搞了所谓的《中国十大悲剧选》与《中国十大喜剧选》。仿佛西方如果有“喜诗”与“悲诗”的概念，就一定要在中国诗歌中分出喜诗与悲诗来，而这就是文学研究似的。因此，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某些文学概念，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古代文学的狂轰滥炸，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是应该废止了。21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要从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角度，对这种随意比附、生搬硬套的一大堆概念进行清理；在中西文化相互对话与相互阐释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中西文学的概念真正得以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