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中，文学属于精神生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中，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抽象中，文学被归入高高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文学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标志着、反映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般水平，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它的多元功能系统所发挥的诸如政治宣传、道德教育、宗教感化、真理认知、审美娱悦等作用，都无不推动、调谐着人们精神状态的良性转化，提高着人们的综合精神素质。 文学对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但这作用多半是间接的。它是通过影响人的精神，人的灵魂和品格，而后对物质生产活动发生影响的。例如使人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具有坚韧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去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业绩，等等。 文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因为，社会生活有多么宽广，文学的内容就有多么宽广，与此相应，它发生作用的可能，就有多么宽广。但我们不可能全方位地同时开展对在如此宽广的生活领域发生影响的研究，我们只能抓住一点，提领全局。 经过仔细的考察和认真的权衡，我们决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新时期文学和道德的关系上。这不仅因为几乎所有的对象作为内容的要素，进入文学作品，都要通过道德的中介，才有可能开始并最终完成审美的转化，成为读者的鉴赏对象，而且因为文学作品影响读者，也主要表现在道德上和人格建设上。另外，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局来说，道德问题实在也是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 文学和道德的一般关系 我们把自己的考察任务设定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德问题，在理论上，是从文学和道德的最一般的关系出发的。这是一种双向的、互补的关系，无论对于文学，还是对于道德，都是重要的，而非可有可无的。文学借助于道德，借助于善，借助于理想的人格，而使自己变得充实、纯洁，变得崇高，从而具有撼动人心、净化灵魂的移风易俗的力量。道德则借助于文学使理性的规范，变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变为他们的具体行为，特别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细微活动与冲突。经过作家的铸造与渲染，道德不再是平典的训诫，而是被充分地情化了，并且装上了想象的翅膀，活化了。一个形象化，一个情化，这就使一系列正面的道德准则、道德理想，能够向美的界域升华，具备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的美的品格。正因为如此，文学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肩负着道德教化的任务，并且内化为重要的功能。只要文学仍然主要是写人、写人的社会生活和内心生活，这种功能就会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正因为文学与道德存在着重要而又互补的密切关系，所以历来的为政者，文学圈里人和文学圈外人，作家和读者，多非常重视文学的道德内涵、道德水平和道德教化作用。孔子强调，诗可以教育人以一定的规范去“事君”、“事父”。臣之事君，要忠；子之事父，要孝，都是着眼于道德的。他甚至把《诗》三百篇归结为“思无邪”三字，汉代包咸对此的解释是“归于正”，其诠释的角度也是道德的（注：参阅《诸子集成》本《论语正义》，第21页。）。在孔子重道德的文学功能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影响深远的儒家诗教，讲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类，更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公认为能够系统地反映这一诗教的《毛诗序》就是如此。序文不仅认为《诗经》首篇的《关睢》是一篇美“后妃之德”的作品，而且推而广之，认为诗都是关乎道德风化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仪”的，所以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注：参阅《十三经注》本《毛诗正义》卷一。）的功能。二千余年来，在儒家诗教的影响下，遂形成一个强劲的以重道德、重教化为基本特色的文学传统。不仅步入仕途的庙堂作家，把这个传统奉为圭臬，就是没有步入仕途，或虽挤进仕途却又被放逐出来的作家，也很少远离这个传统。司马迁评价屈原时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注：《史记今注考证》，文学左羲刊行社，1955年版，第3840页。太史公的这个评价，据说来自淮南王安，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辩考》中也曾称引。）其伦理色彩是很浓的。刘勰论文讲“原道”，韩愈论文讲“明道”，都将人伦道德，摆在文学功能的首位。“五四”以后，有了新的文学，有了革命文学。新文学是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形成了新传统，在这新的传统中，尽管价值尺度、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在强调道德，重视道德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变化。鲁迅是向旧礼教冲锋陷阵的骁将，但他同时提倡着现代的人性的道德，而他的为人，更是重气节，重风义。毛泽东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658页。）认为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品格。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思想路线上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文学创作中的道德内容也在“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被引入歧途，变成了左倾乃至极左政治的说教。这种说教，要么把乌托邦的东西当作实有的东西加以宣扬，脱离了具有七情六欲的现实的人，脱离了有血有肉的生活，谁也做不到；要么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仇、相斗，把人间本来应该有的相爱、相亲、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等温馨的道德情愫通通看作敌对的东西，逐出文艺的园地，直到“文革”中走向兽性猖獗的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