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文学与道德 社会发展，有相对平稳的阶段，也有剧烈的变革阶段。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在历史上总是交相出现。剧烈的变革阶段，一般都伴随着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利益的重组，伴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等的大幅度的变化与调整。因此，变革阶段其实就是转折阶段，是历史运行的岔道口，分水岭。在这种阶段，由于社会利益的重组，得失之间、予夺之间，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激化与冲突。一旦转折大体完成之后，剧烈的变革阶段就将逐渐被相对平稳的阶段所取代。但到了每一平稳发展阶段的后期，其社会体制的活力消耗殆尽，生产阻滞，矛盾丛集，危机四伏，吏治不振，世风日下，于是新一轮的变革任务便提上了日程，新的剧烈的变革阶段也就接踵而至：又会出现社会利益的调整，又将伴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等的大幅度的调整。如此循环往复，交相出现，形成历史发展的链条：平稳发展→急剧变革→再平稳发展→再急剧变革…… 在社会变革中，除旧布新是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人们各种活动的总体指向，文学与道德当然也不例外。因为道德涉及到人、人的行为、人际关系、人格理想等的善恶辨析和价值判断，涉及到人生观、历史观，又以其带有很强实践性的方式和舆论方式，给予很大的影响于当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所以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而在变革时代，它也就往往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推动历史变革前进的社会利益集团，特别是它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前驱者和代表人物，大抵都是向旧传统、旧道德进行冲击的猛士。他们呼唤新的道德信条和新的人格风范。然而，维护旧道德者也大有人在。这固然由于一切道德，当其能够在一定历史阶段起作用，能够作为律令为人们所自觉遵循，甚至变成一种类似于本能的东西，必然是成体系的，而成体系的道德，象一切成体系的精神现象一样，常常因其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惯性，以及体系本身的自足以至封闭，而具有某种程度的保守与滞后。于是对它所赖以竖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所面临的变动、所出现的危机，显得非常迟钝，一时很难反应得过来，很难改弦易辙。但更重要的是，道德归根结底总是维护着特定人群的利益。每一种道德体系的背后，都站着它维护的社会利益集团。一般来说，旧的道德的后面，总是由旧日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在那里撑腰。既得利益者以及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代表人物，都不可能拱手让出他们曾经据有并且仍在维护他们利益的道德阵地，较量、角力、论争、唇枪舌箭，总是难免的。既然旧道德不肯轻易退去，新道德也就不能指望在一个早晨便取而代之，并造成自己的一统天下。 像历史变革中的道德一样，文学也要从现实利益的重组和生活潮涌的推进中，汲取力量，找到座标，明确方向。变革中的道德生活，包括新道德的萌生、发展、壮大，旧道德的背时、萎顿、被迫退出，以及新旧道德的反复较量等，也都是文学反映的内容。从文学史上看，一些重要历史变革期、转折期，有远见的作家和经得起检验、具有价值的作品，大都是站在当时历史潮流的前方，或大呼猛进，或憧憬未来。在道德问题上，他们常常既是旧体系的叛逆者，又是新理想、新规范、新价值的呼唤者、倡导者。这是文学史的一条铁则，无分中外，均如此。 春秋战国时代，王纲废驰，诸侯坐大，赔臣抓国命，与此相应，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广义的文学，还可以包括诸子散文和史传文学的早期经典《左传》等。《诗经》中最有价值的是所谓“变风”、“变雅”，单从道德伦理角度来看，其叛逆的因素是明显的。就是孔子颇不以为然的郑卫之音、桑间濮上，其伦理价值也决不在一向被儒者解释为“美后妃之德”的篇什之下。《诗经》成句，常在某些礼仪场合，外交场合，学术交流之时，人际接触之中，被称引，所谓“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即指此种本领；“不学诗，无以言”，也多少与此有些关系。其所称引的内容，有相当多一部分是关乎伦理道德的，这在《左传》中，在后来的《孟子》中，都不乏例证，当然，也常有断章取义的情况。 屈赋中的道德因素，主要来源于创作主体的人格，忧愁幽思，系念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而对于君主的昏聩，小人的谗侫，亦多所指斥。屈原虽借香草美人以为讽喻之资，被司马迁称赞为兼有国风的“好色而不淫”，小雅的“怨诽而不乱”，以致形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但班固还是谴责诗人“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认为有违君臣之义。班固的指责显然是过分的，不过也从反面证明了屈赋在道德上的叛逆性质。有的现代史家简单地将屈赋定性为氏族贵族制度没落的挽歌，认为屈原站在这个正在走向灭亡的阶级和立场上，亦有失公允。事实上，在屈原的思想中，有一种相当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这一点很像孟轲。强秦入侵，郢都沦陷，他写的《哀郢》，一开头就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注：见《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5页。 ）看到的首先是黎民百姓的苦难，这对后世影响很大。不能否认屈原头脑中的忠君观念，这是那个时代必然会有的道德局限，但与国家兴亡的关切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比，这毕竟是第二位的。总起来看，屈赋人格力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对中国文人传统文化品格的形成，其表率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