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6)03-0021-09 近年来，张江先生针对西方文论存在的根本缺陷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进行了卓有创建的系列论述，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正如张江先生所说的，用它“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1]而更为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超越‘强制阐释’的局限，勾画讨论“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2]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就现在的讨论来看，如何更为有效地联系当代中国的文论实践来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显然是亟待深入的话题。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代中国文论遭到了解构，这种解构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并已构成了我们对中国文论进行深刻反思与重建思考的理论语境，不能也不容回避。正是鉴于此，笔者拟结合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观点，联系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实践对其作出考察与反思，以期推动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解构及其“强制阐释”问题 后现代主义作为上世纪中期开始活跃于西方的理论思潮，“在80年代初开始引介进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持续不断的译介、批判、争论和接受，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事实上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讨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实绩和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这一块的重要影响的”。[3]对当代中国文论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的方面，诚如有学者所言，“后现代主义崇尚多元和谐”，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主张差异性、非同一性，否定绝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独断和霸权，强调世界的多元性和多义性，强调视角的多面性、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4]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为新的知识空间的拓展和多种理论话语提供了可能，而有利于多元、平等对话机制与学术生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领域的引入，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与问题，既体现在对“他者”的批判解构上，也表现在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 先看对“他者”的批判解构。显然，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的“他者”，也就是其所质疑、批判与解构的对象是有特定所指的。用利奥塔“简化到极点”话来说，就是“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5]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用“元叙事”或“宏大叙事”①来指称在现代性状况下具有合法性功能的叙事，这是一种提供知识合法化的叙事，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为代表的关于思辨真理的“思辨叙事”与以法国启蒙主义传统为代表的关于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利奥塔认为，“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以一种总体性、普遍性遮蔽了在社会历史中发生并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异与复杂性，因而这种提供知识合法化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值得质疑的。在利奥塔之后，不少西方后现代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与阐释，尽管这些解读与阐释在许多具体的方面也存在种种的分歧与争议，但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反思，大多放在对其总体性、普遍性的质疑上，并主要表现为对这种总体性、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的清理与批判，比如罗蒂后哲学理论对所谓“大写的哲学”、“大写的真理”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拒斥和解构，[6]显然也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现。 而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正是通过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及其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的质疑和清理来展开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批判与解构，并倡扬其后现代主义文论观点的。以这种主张与观点来看，当代中国文论存在“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大写的哲学”(罗蒂)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对‘本质’的认识，创造出普遍有效的知识”，而“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把握这种‘普遍规律’、‘固有本质’，从而生产出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这“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7]妨碍其“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使之无法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新近出现的审美及文化现象，而将它们拒斥在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之外，[8]而“对于新近出现的文艺活动的深刻变化的一味回避或拒斥，又反过来强化了文艺学中原有的本质主义倾向”。[9]从这段表述，不难看出论者所持有的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罗蒂的后哲学等理论依据。 张江先生指出，“强制阐释”也就是一种“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0]显然，结合上文的分析，以张江先生“强制阐释”的观点来看，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是从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罗蒂的后哲学等理论出发，并以之为前在立场与分析模式，对当代中国文论所存在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作了符合论者主张与观点的阐释分析，尽管这一阐释分析似乎也非常重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文学审美的实际状况，表现出致力于文学文本话语与现实关系重构的理论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