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巴拉特把引发“奇点”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称作人类“最后的发明”，“人类发明火、农业、印刷术和电力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难道之前就没有发生过技术‘奇点’？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没有人觉得非给它想出个花哨的名字不可”。而用“奇点”这个似乎有点花哨的概念来描述AI技术变革的原因有二：一是“技术奇点本身会带来智能(也即造就初始技术的、独一无二的人类超强实力)上的变化，这就是它跟其他所有革命不同的原因”；二是文章所谓的“生物转折点”，即“人类20万年前登上世界的舞台。由于智人比其他物种智能更强，他逐渐主宰了整个地球。同样地，比人类聪明一千倍一万倍的智能，将永远地改变这场游戏”①——作为从机器(计算机)系统自动化运动中产生的智能，AI是对人脑神经元系统的某种模拟：如果说人脑神经元系统及其产生的生物性智能是“自然”进化产物的话，那么，AI则是不同于“自然”的人类广义“文化”进化的产物，它是在把动能从生物性人身限制中解放出来的自动化机器系统上发展起来的。作为智能或文化一级生产工具的终极革命，它又在语言文字系统之后，把智能从人身限制中更充分解放出来，正在引发人类文化范式终极转型，文化哲学范式也应随之转型。但是，当今全球有关AI及其社会影响的“文化哲学”探讨却依然受旧范式尤其观念论范式的强大惯性束缚，文化的精神、观念部分被特别关注，而“文化”物质性的制作工艺、生产工具往往被忽视。如此情形下，马克思在人类纵深的文明发展史中分析现代机器系统社会文化影响的“生产工艺学批判”，对于克服这种不足进而推动AI时代文化哲学范式终极转型，有重要理论启示。 一、马克思生产工艺学及其文化哲学意蕴 从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现状看，乔治·扎卡达斯基《人类的终极命运：从旧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未来》一书有较强历史纵深感，但总体看，该书也只关注“智能”或广义“文化”本身，而对其物质性生产工艺、工具关注不够。影响极大的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和提出AI奇点的库兹韦尔的一系列著作，在讨论AI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中皆采用了“物种进化论”视角——而马克思研究生产工具的“生产工艺学”也首先与进化论有关。 《资本论》第一卷在讨论“机器”时提出“批判的工艺史”理念：达尔文研究了“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自然工艺史”，即维科所谓的“自然史”，而研究作为“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形成史的“批判的工艺史”，则是一种“人类史”。维科强调：“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所谓“工艺学”揭示的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研究“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种“工艺学”方法乃是唯一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方法，而当“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会显露出“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②——作为“自然史”的物种进化史是“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的形成史，而“批判的工艺史”研究的是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生产工具的进化史、发育史——相对于“自然史”，这就是一种“人类史”或广义“文化史”。以此来看，人类自身的生物性智能，不是人直接创造的，总体而言首先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AI作为一种物理性机器智能，则是由人直接创造出来的——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的工艺史”视角，对于我们今天在人类长时段文明史中考察AI及其社会影响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引述了富兰克林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说法，强调指出：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或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生产，尤其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的总和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才是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的因素，并把不同的经济时代区分开来③。工艺学所揭示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也就体现为人所制造的“生产工具”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④，我们从这个生产最发达的社会形态，反过来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此前不发达形态的特征，对于生产的“工具形态”来说也是如此：当今AI机器堪称人类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其凸显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智能生产工具的物理性与生物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直接掌握的，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在“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的场合，“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除此之外，“劳动资料”主要是外界自然物，劳动者把这种作为自己“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⑤。可见，“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手等)是人自身的“生物性”生产工具，而劳动者使用的外界自然物则可谓“物理性”生产工具，它们是人的生物性体力器官之“延长”；而当今AI机器作为一种智能生产工具，则可谓人的生物性智力器官即大脑的“延长”：当创造外在于人体的物理性生产工具比如原始人开始制造石斧等之时，人类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超越自己生物性力量限制的文化进化史。一部人类生产工具创造史，就是人类不断超越自身生物性力量限制的解放史。而当今AI机器作为人脑的“延长”，则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生物性智能限制的超越(库兹韦尔对此多有强调)——这可视作是生产工艺学在文化哲学层面上对当今AI所作的定位。 从“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的进化史看，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乃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⑥，其发展程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的指示器”，相关研究者往往按照“生产资料的物质”或根据“生产资料的进步和已达到的状况”，对“史前”原始社会进行研究和说明，⑦即在“自然科学”而非“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代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而除此之外的“历史著作”则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⑧。这里所谓“历史”是指不同于“自然史”的广义“文化史”，资本主义时代就可以表述为“机器时代”并根据“机器”加以说明；但是西方“历史著作”或者说广义“文化史”研究，也就在考察“史前时期”才不得不提一下生产工具，对于史前期之后文明时代的文化史考察，则基本上就撇开了物质性生产工具，如此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客观的“现实的历史叙述”的“观念论的历史叙述”方式，所谓“文化史”就只表现为“宗教史”“政治史”，或“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历史等。⑨由此，主观的“观念论的历史叙述”就成为西方文化史主导性叙述范式，迄今依然如此。客观的文化史叙述最终建立在物质性生产工具的“批判的工艺史”上，而现代文化史研究就应建立在机器史上——这才是我们今天考察AI及其社会影响更适配的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