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辞赋雕虫论”及其产生原因 西汉扬雄《法言·吾子》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①这是中国文学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命题，它可以被提炼成“壮夫不为辞赋”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主张，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可以简称它为“辞赋雕虫论”。“辞赋雕虫论”的内涵一目了然，它指出真正的大丈夫不应去从事那种雕章刻句的辞赋创作的活动。从表述上看这是一个否言性的论断，但实则蕴含着扬雄在晚年态度转变后而推崇的新的创作价值理念。纵观扬雄的一生，他早年因倾慕司马相如的辞赋而创作出诸如《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等一系列辞藻繁丽的作品，到晚年后转而好古乐道，后悔自己青年时过于沉醉于辞赋文学，继而效法《论语》和《周易》，撰写出《法言》《太玄》这样通经博古的深奥著作。对圣贤文章的追随取代了对词臣的艳羡，扬雄一生在写作态度上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他自己对“辞赋雕虫论”最好的诠释。 扬雄“辞赋雕虫论”的产生有着深刻原因。从社会背景上讲，当时的社会正危机四伏，已历经百余年的西汉王朝已开始走向衰落，《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北地太守谷永上汉成帝书中对当时情况的分析： 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祸起细微，奸生所易。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媟黩燕饮……勤三纲之严，修后宫之政，抑远骄妒之宪，崇近婉顺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怀柔怨恨之心……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② 面对灾异不断、朝纲日坏、民生艰虞的现状，相信天人感应的古代帝王常会发布诏书，以表现悔愆思过、匡时救弊的姿态。西汉前期的皇帝，虽然逢值日蚀水患之类灾异，也会有反省悔过的举动，但毕竟国家处于上升、承平或者中兴的时期，这种举动没有成为一种常态。然而西汉后期的诸帝，特别是在元、成、哀三帝那里，自然灾异的频发结合积累已久的社会问题，使得君主频繁地发布自省改过的诏书，汉王朝处于一片江河日下的景象之中。《汉书·元帝纪第九》中载：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③ 《汉书·成帝纪第十》中载： 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故官无废事，下无逸民，教化流行，风雨和时，百谷用成，众庶乐业，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朕既无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将举者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逮。④ 《汉书·哀帝纪第十一》中载： 朕承宗庙之重，战战兢兢，惧失天心。间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国比比地动。乃者河南、颍川郡水出，流杀人民，坏败庐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惧焉。已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其令水所伤县邑及他郡国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⑤ 扬雄就遇上了这样一个积弊丛生、天象异态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汉武帝时期的气象恢廓，也没有了汉宣帝时期的砥砺中兴，社会问题与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从汉元帝时便松弛下来的吏治以及外戚势力的逐渐增强，使得许多问题即使皇帝意欲改变也难以有所作为。⑥另一方面，整个汉帝国选才用人上变得死气沉沉，在《解嘲》一文中，扬雄感慨古代怀才抱智之士如若放在他所生的时代，将会遇到怎样的荒凉与冷遇，建功立业在当世几乎是不可能的：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慧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⑦ 可以看到，扬雄非常羡慕那些“上世之士”在人生中曾所遇到的风云际会，他感叹自己所处的“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时代，才士难以通过施展才能从而出人头地。他甚至认为古代那些奇才高士倘若生处于他的时代也很难有所作为。 而从个人原因考察，扬雄一生对权势富贵抱有非常澹泊的态度。《汉书·扬雄传》载：“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⑧扬雄对仕途的这种态度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的原由。其一是扬雄深刻地洞察到，政治上“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⑨的规律，他对权门这种朝不保夕的处境有着很冷静的分析与洞察。⑩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扬雄意欲通过文章垂名后世的志向，正如《汉书》中所云：“(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11)他早年凭借《绵竹颂》为汉成帝所赏识，后来陆续地写出了一些气势恢宏的辞赋，其中也包含着对皇帝的劝谏。然而寄托在华丽文辞之下的讽谏方式对统治者终究是讽一而劝百。在发觉自己可能陷入了同前辈司马相如一样的近似于俳优弄臣的处境后，作为以文辞用事的臣子，扬雄开始了彻底的反思与转型。《汉书·扬雄传》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