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9）06-0051-05 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简单化态度，他认为阿尔都塞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虽然仍不完全）的说明”[1](P21)。确实，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内涵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具有划界意义，他吸取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成果，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强制性、无意识性、阶级性等几大特点。在文艺—意识形态—科学三元关系中，他认为（伟大的）文艺和科学一样，能够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揭示出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且，受布莱希特的启发，阿尔都塞在写于1962年8月的《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文中，开创了从文本—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去研究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新模式，对马歇雷、伊格尔顿这两位被称为阿尔都塞学派成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他们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文本意识形态理论。 一 马歇雷是第一位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家，1966年他出版了论文集《文学生产理论》，“这本书挑战地创造性地将路易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上，在与‘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决裂中显示真正的革新”[1](P85)。在总体思路上，马歇雷和阿尔都塞是一致的，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虚假同一性的幻象，文学以日常意识形态为原料，通过自己的加工变形去打破这种虚假的同一性，从而获得了接近某种历史真实的可能。但是，马歇雷做了几点创新：一是运用新的概念去剖析意识形态的结构，深入理解其虚幻内因；再则突出文学性因素，深化和细化对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研究。 首先，马歇雷以“自由／必然”这对概念剖析意识形态结构，发现意识形态对相应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具有维护功能，它受制于一种必然，是有限的、保守的，但在表面上总是以能给人类和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空间的幻象出现，“意识形态是封闭的、有限的，但它错误地宣称自己在其限度之内是无限的（对每一事物都能作出回答）”。因此，意识形态是一个虚假的整体，因为它并没有指定它自己的限度，也不能反映出它自己的局限性。相反，“意识形态容纳了这些局限性，但它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忘记那起源的时刻。这些既是永久的又是永久地潜在的局限性就是构成全部意识形态的那种不协调的来源：即它外表上的开放性和内在的关闭性之间的不协调”[2](P131)。文学则将虚假统一的意识形态织入文本，通过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将它的“自由／必然”悖论格局展示出来，从而暴露意识形态的貌似合理的内部结构。[3](P128)那么，文学文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为了深化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研究，马歇雷实际上将文学生产过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历史进程（historical progress）——意识形态（也指幻觉illusion）——虚构（fiction指文学文本）”。这样就可以突出文本的文学性问题（specifically literary in the text）。[2](P118)对此，伊格尔顿正确地理解道：“幻觉——人们普通的意识形态经验——是作家创作依据的材料，但是，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把它改变成某种不同的东西，赋予它形状和结构。正是通过赋予意识形态某种确定的形式，将它固定在某种虚构的界限内，艺术才能使自己与它保持距离，由此向我们显示那种意识形态的界限。马舍雷认为，在这样做的时候，艺术有助于我们摆脱意识形态的幻觉。”[1](P23) 马歇雷的第一个研究向度是根据文学的虚构特性，强调文本语言对日常意识形态语言的塑形和疏离。他认为，日常语言，举凡公开言论、私人信件、报刊文章、科学报告等等无一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渗透，文学文本的出现无非是作家对语言的运用，“作家的工作一开始就是劳动，……是一种针对语言的、赋予语言以形式的工作”。日常的表现特定意识形态的语言一旦进入文本，就会受到文学性的重塑，变成另外的模样。因为，“文学传统地属于艺术王国，只认可特别的审美判断”[2](P54)。文本会按照自己的编织逻辑，“成为歪曲的模仿、语言的争执，而不是现实的再现。它扭曲而非模仿（日常意识形态）”[2](P61)。当然，编织而成的文本只能也是一种虚构，是幻象的幻象。不过，“虚构并不是一种低级的欺骗行为，因为它有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暴露（意识形态的）局限，帮助我们从中获得解放”[2](P64)。这样，文本语言“一开始就与日常的说、写语言产生断裂，这一断裂将作品从意识形态的其他表现形式中隔离开来”[2](P52)。通过拉开与日常语言的距离，也就产生了文本—意识形态离心结构，这就可能撕下意识形态语言同一、和谐的伪装，揭示出意识形态“外表上的开放性和内在的关闭性之间的不协调”，从而透露出历史真实，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文学作品夸大模仿的性质撕去了它自发性的伪装，使它成为派生的东西。通过它们出现的多种样式，各种不同的（语言）因素斗争大于联合：‘生活’被日常语言所绑架，而它的回声却在文学作品中被发现，以其非现实性同日常语言相抗争；即使是完工了的文学作品也都在意识形态上显露出缝隙”[2](P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