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敬老”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在对历史积淀的扬弃过程中理应得到精心维护和大力发扬，然而在文艺批评中，这一点近来却屡屡被一些“晚生后学”所罔顾。他们似乎不大愿意遵从这样的文化传统和为人准则，为批评而批评，且锋芒直指“老先生”、“老教授”或“名流”亦或“且老且名”的饱学之士，逮住一点，不及其余，较一日之短长，图一时之痛快，不仅“不尊不敬”，有时简直是“不分青红皂白”。倘如此，其文风、其动机、其效果就很值得商榷一番了。 口说无凭，请看这样几则出于“晚生后学”笔下，直冲老先生们或饱学之士而去的“檄文”： ——一篇题为《汪曾祺与“抄集”》的文章，一落笔即对甚受读者青睐的老作家汪曾祺先生指名道姓地喝斥开了：“著名作家汪曾祺也操了抄袭之业，但他不是抄袭别人，而是抄袭自己；这再也不是抄文的小节，而是抄集之大举。”接着，该文作者依据汪老的一些作品集中“相互两个集子篇目重复率皆不下三分之一，有的甚至高达一半以上”的情况，便认定这些集子都是汪老“亲自动手选编的”，并由此“颇可见汪先生抄集的苦心了”。 ——另一篇名为《太阳下的清供》，则对另一位时下在随笔、小品文领域颇有建树的张中行老人贬损有加。在这位作者的眼中，张老的大量著述不过是所谓的“遗老气”、“方巾气”和“布头气”之集大成，其文“不脱‘春寒赐浴华清池’的路子，说不出‘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因后果”，“不是很灵通”，“果真应了‘琐活’中的那个‘琐’字”。 如果说这两则“檄文”尚可见出些许“为文者”的路数和谦恭，那么，下面一篇名为《太“文化”的折磨》的“檄文”则已全然不见“后学”们该有些的藏拙本事，露出的只有蛮不讲理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今年5月，《羊城晚报》刊发一则报道，称北大、清华的教授、副教授们如今大多不看电影，原因是“受不了有些电影中那种‘没文化’的折磨”，并批评某些电影导演既不提高自身修养，又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这本是对学者心态的正常的客观反映，再退一步讲，至少也算一家之言，见仁见智，正常得很。可某位“后学”读后却大光其火，“愤然”写下了《太“文化”的折磨》，文中挖苦教授们对某些导演的批评是“盲目清高，眼高手低”，连电影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这一“常识”都不懂；讽刺教授们想看的只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电影”；在这位作者看来：“许多影片一开始压根就没打算收教授的门票”，原因是教授一没时间，二不愿出门，三舍不得花钱云云。 凡此种种，唯长者与名流是问者绝不止于以上三例，虽招数不同，套路各异，但其锋芒所指则异曲同工，难觅真知，不见善意。倒是应验了鲁迅先生早年一语道明的二字——“骂杀”。 也许是长者风度使然，至今尚未见老先生们与那几个“晚生后学”计较。我辈既非“长者”，亦非“名流”，评说上述“檄文”倒也无嫌可避。如此文风尽管难以恭维，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读出些许值得称道的东西——“后生”的确可畏，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这既表明年轻一代思想活跃，更标志着如今言路通畅，世事昌明，我们的文艺批评已具备了良好的环境。也只有在今天这样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这话儿才可以继续往下说，这理儿才能够接着往下论。 将批评的锋芒直逼“长者”或“名流”，似乎本不该成为一个话题。他们的行为，或可用一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来诠释，比之于真理，什么“师”呀“老”的，统统不足挂齿，“春秋责贤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嘛！然而且慢，说这话切不可离了“真理面前”这个重要前提，只要你批评得对，只要你与人为善，只要你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确大可不必计较被批评者的年岁多高、名气多大。但我想这样的批评至少有四条基本的规则需要遵循：其一，尊重基本事实；其二，多对文少对人；其三，平等对话而不是盛气凌人，更不可讽刺挖苦；其四，动机要纯。唯其如此，才利于文艺批评正常、健康地进行。 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少数“晚生后学”对老先生们的苛责和贬损，可商榷处着实不少。《汪曾祺与“抄集”》仅凭汪老的若干“自序”，就认定那些集子都是他“亲自动手选编的”，是否太过武断？汪老的作品成为时下市场卖点之一，出版社为名为利争相要出他的作品集，依老先生善待他人之人品，又让他奈之何如？因此，这“板子”委实不该由老先生承受。《太阳下的清供》的作者尽可以不喜欢中行先生的文字，可又何必在归结出“三气”之后再说什么自己如此这般不过是盼望“张中行老先生松柏长青”？这岂不是冲着人去了么？至于那篇《太“文化”的折磨》，则根本置事实于不顾，且自己的立论也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而只是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苛责老教授们对某些电影导演的善意批评，就更不可取了。 “晚生”与老先生们“抬杠”，“后学”向饱学之士“挑战”，抽象地说是好事一桩，“长江后浪推前浪”嘛！而具体地说，这“抬杠”、这“挑战”本不该是这等味道。尽管“板子”打得噼啪响，却颇有些外强中干。相比之下，在老先生面前，且不说这些“晚生后学”眼下还只能“望其项背”，尚需继续“修炼”，即便功夫已然修炼到家，是不是还有个“尊师敬老”的传统美德作为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需要你们体察和把握呢？更何况有理不在声高。否则，就难怪有人怀疑前述所作所为是要借贬名人而抬自身，“功夫在诗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