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1996年您发表了《我往何处去》这篇文章（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立意是讲“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这样一个涉及到一定范围、也是很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可是这篇文章是从自己讲起，最后也落实到自己的文化选择和承担上去的，尽管这篇文章的思想与您此前的几篇论文是一气贯通的，可是这篇文章的“个人性”和“直接表述”的风格在您以前的文章中似乎不多见。我的理解，这和您多次强调“人文精神”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的自我省思是血肉相连的。我用“血肉”这个词，一方面表示出，至少对于您个人而言，知识分子的自我省思不是一句空话或口号，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一踯而就的过程，它需要调动起现代知识分子传统中的深刻经验和个人的深刻经验，当然包括痛苦的经验；另一方面，这个词是由我读您这篇文章的感性体验所自然唤起的，其中包含着我面对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真切的个人选择时的一种深刻的感动。所以，这次以大学教育和文学、文化关系为主题的谈话，我想请您还是从您个人的经历、工作谈起。 答：我很喜欢你用“血肉”这个词来形容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实践。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直处在两种境遇之下。一种是站在“真理者”的立场上，为国家为民众设计各种前景，但是其“真理”并非来自他的艰苦实践。清代的戴震说的“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大概也是说这么一回事，以为真理得自于“天”，谁如果掌握了就可以去教导、管理甚至粉碎别人，也就是戴震所批评的“以理杀人”。既然自身为刀俎，那鱼肉自然是他者，而不会将自己也当做了鱼肉。只要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立场不变，哪怕他使用的是最“现代”的理论，仍然是走在旧辙上。譬如像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后现代”的理论模仿者，他先是认定这“后现代”理论代表了当下的“天意”，即大趋势，然后就批评别人若不服从“后现代”就是堂·吉可德与风车宣战，就是螳臂挡车云云。且不说这理论本身对与不对没有检验过，那种自以为掌握了世界进化的规律就完成了对真理的探索，就有了包打天下的“话语权”的心态，实在是幼稚得可笑。因为这个真理并不是他通过艰苦实践才获得的，而是像在武侠小说里遇到高人指点一样，受之于“天”。就因为来得太容易了，也不怎么珍惜，如果发现“天”又在流行别的“真理”时，他也会马上换一种理论，仍然是一副“替天行道”的模样。这是一种境遇，还有一种是它的反面，就是转化为刀俎下的鱼肉。鱼肉当然是只有皮肉没有思想，人可是有思想有感觉的，所以要当好鱼肉第一就要先驱除自己的思想感觉，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用“文革”时期林彪的话说是“狠斗私字一闪念”，都是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来的，如今读书界颇为看好的曾国藩就是靠这一套东西起家的，只要看看他的日记就知道了。当然做好鱼肉是为了顺利转化为刀俎再去斩别的鱼肉，“以理杀人”，理就是天理，杀的自然是“人欲”，不管是刀俎还是鱼肉，都是以消除了自我意志为前提的，要臣服于“天”的真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所以这两种境遇说到底还是一种专制文化形态的两面。回想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从自以为“真理在手”的红卫兵到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恢复高考制度后又重新成为一代指点江山的骄子，原也是在刀俎向鱼肉、鱼肉向刀俎的机制里转换，但在这样的转换中毕竟有了一部分逸出“刀俎——鱼肉转换机制”的因素，那就是个人感性的领悟和自觉。就以我从事的文学评论来说，学生一进大学中文系就接受文学概论的课程，原先的“文学概论”自然是代表了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掌握文学理论也就掌握了批评文学作品的话语权力。但问题接踵而来，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文学环境里，在课堂里学到的理论并不能真的说明作品的好处，也无法表达出至少是批评者自身从作品里直接获得的感受，那种具体的血淋淋的感受。最初的怀疑是从自己身上发生的，我至今还记得在大学生活中围绕了小说《伤痕》发生的理论交锋，我明白了作品所唤起的鲜活的疼痛感受，不是来自文学理论的指导，而是来自对大量生活经验的记忆，相反，文学理论在这时候不能帮助我解释、表述自己的感受，却起着克服自身感受的消极作用。怀疑是这样开始的，慢慢地我发现，对艺术的感动虽然无法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述，却至少能够帮助你比较接近艺术的本相，就像是你想进入一座房子去探看里面的东西，就应该用自己的手去轻轻推开那扇门，靠的是自己的手劲和心力，还有自己的好奇心；而一些所谓的理论体系，虽然一套一套的架势大，但不贴肉，好象是从地上随随便便拣起一块砖来砸前面的一堵墙，这砖、这墙，都是人家的与己无关似的。于是我开始有意疏远一些流行的理论体系，不管它属于权力意识形态还是西方的理论思潮，只是用自己的心去慢慢地感受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总结一些看法。有些理论还是有意思的，那也只有把它的内涵从彼岸体系中剥离出来，才能对我产生意义。 我自己是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可能离开理论。那种具有实在的生活感受作为底子、有血有肉的思想理论，也不能说与那种“自甘为鱼肉”的思想方法完全没有关系，我毕竟是那一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习惯了从自己的困惑出发来思考、推断整体性的问题，这种自我困惑的克服和所引起的自我批评，有时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在参与“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寻思”等学术活动时都是以自我反省为出发点的，只是我否定了原先“自甘为鱼肉”的前提，再也不会以消除自我意志为代价去承认“天理”的合法性。我想追求的是用自己的生命汁液去浸润生活实践，使文化成为一种有人格力量承传在内的客体。因为我渐渐地发现，所谓逸出了“刀俎——鱼肉转换机制”的个人感性，虽然它的感受方式及其表达有着千差万别，但在许多范畴方面依然具有群体性质。我说文化是一种有人格力量的客体，也就是说文化并非是纯主观纯个人性的东西，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自觉实践，使之成为一种有别于权力体制所设计的从上而下的文化政策、也有别于民间滋生的本土性的民风民俗的文化力量，它既是融汇了一个时代的无数独立意志的自觉参与，又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从历史上说，各家学说所代表的独立意志参与越多，声音越杂，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也相应的繁荣。“五四”时代就是一个证明，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来就不是一种政策所能决定的，而恰恰是来自“王纲解纽、处士横议”的客观有利环境。而且这样的时代也是可遇不可求，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历史阶段只能是相当沉闷的，仅处于新文化的孕育成胎期，需要极有耐心的培养和承传，等待着下一个突变和爆发。我是早就放弃了对下一个文化高潮出现的期望，不过是觉得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文化事业，只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有所发展，也就是在本世纪以来的文化轨道中慢慢地发展，“五四”是一道序幕，正剧还在一幕一幕地演出，到哪儿才出现新的高潮，谁也无法知道，也无法去人为地制造。沉闷时期的文化工作，是任重而道远，是靠坚定的意志和学统的梳理来慢慢推进，是在寂寞的文化承传中培育新的人格的种子。在这样的时期，我觉得人文学科的教育尤其重要。人文学科教育是长远的文化事业，至少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薪烬火传，才能慢慢提高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为下一个文化高潮的到来提供优秀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