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独立的批判立场” 应该说，将知识分子的生存立场与价值立场混为一谈，进而对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独立不加分辨，是知识分子批判理论的当代性贫困之一，并且直接牵涉到我们对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立场”的深入理解。 作为天生必须和知识打交道的群体，学界基本上将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划分为“学统从属政统”，“学统依附道统”，以及“学统相对独立”三种类型。像胡适和郭沫若，通过从属于国家权力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劳作，希望学术获得其政治化效应，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存追求；而陈寅恪和鲁迅，虽然倡导学术和精神的独立，但其力量的泉源，则有其巨大的文化性，“道统”作为支撑——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守卫和新的文化之道的探求，是其毕生的治学宗旨，并演化为一种富有魅力的人格形象。站在纯粹的“学统”立场上，对上述两种具有依附性的学术生存方式予以微词是容易的，但是假如晚期的王国维从事经学研究，是困惑西方文化道统之于中国的适用性，张元济后期从事民间出版业，缘由之一至少是对“政统”的失望，那么中国学人的“学统”立场，就不能不带有生存策略上的无可奈何性和因文明破碎后带来的价值内虚性，并由此给中国的“学统”的独立性，以及由这种独立派生出的对现实的批判性关系，打上了一个不小的问号。 首先，由于“道统、政统和学统”均在一种文明结构之内，并以相互冲突、相互循环的方式转换，由于文化精神的式微，价值结构的解体，我们就很难说哪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更具备价值性。换句话说，上述每一种生存方式都曾具备过价值，也都曾失落过价值，我们失去了稳定的评判立场，这使我们对“道统”、“政统”和“学统”的任何肯定性选择，都具有或然性、暂时性、当下性。仅仅十余年间，郭沫若和陈寅恪在现代学术史上地位和评价上的戏剧性变化，不仅说明我们用以评价学术的价值尺度是变动不居的（在政统、道统和学统之间徘徊），而且还说明，这种变化，正是由于政统和道统的困窘和式微所致。这意味着，在新的道统和政统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无法保证将来不会再站在“政统”的立场评价学术，也无法保证，今天退回学术立场的学者，将来不会再以“道、政、学”统一的生存形态出现。我们今天固然可以对早期的王国维站在西方文化之道的立场上予以反思，但这不等于，回归经学和考据的王国维，就一定比早期的王国维更有价值。否则，王国维不一定自沉昆明湖，反而可以采取陈寅恪的生存立场，否则，中国的“学统”不会像国学一样，在现实面前软弱无力，反而同样可以像西方的学术一样，发挥对现实的影响和干预功能。更为棘手的是，中国的“学统”无法有力地解释，鲁迅为何先后放弃医学、考释和古典研究，转为从事与道统相系的文化批判，无法解释大批学子弃学从商、从政，仅仅是对“学术”的放弃，而不是对中国的“学术”是否蕴含价值的怀疑，也是中国的学校、出版物、各种企事业的数量已蔚为可观，但真正建设性的文化成果却廖若晨星的缘由。如果中国的“学统”很大程度上只是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的代名词，而不再能对现实进程产生影响，就像已丧失价值凝聚力的道统和政统一样，那么，对渴望精神和价值依托的当代中国学人来说，守住学术岗位和放弃学术岗位，就基本上是一回事。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个有着自己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政统中、道统中，还是学统中，抑或是在这三种生存方式之外，他都可以保持和发挥自己的价值张力和批判张力，也就没有必要通过改变生存立场（诸如用学统来对抗政统）来获得价值感。这就是孔子一生做过官，也讲过学，但都没有影响他的思想和价值信念的原因。也同样是：知识分子可以因为价值立场的无法实现而转换生存立场，但不会通过生存立场的转换去寻求价值立场。价值立场不在生存立场之内，而在生存立场之外。 其次，“学统”可以与“政统”分离，也可以与既定的“道统”分离，但这不等于学术不再创造新的道统，也不等于学术不再凭藉新的道统对政统和现实产生影响。将“学统”的“独立”误解为“学统”的“孤立”。使中国的学术立场不一定蕴含价值立场，也使中国学术的独立，不等于这种独立派生出的对现实的批判性，便成为中国“学统”的一个特性。说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必须摆脱其对政统的依附性，这还仅仅是第一步，但将这种“摆脱”理解为对政统和现实的不关注，同样是学术现代化应该警惕的环节。因此，陈寅恪不谈政治，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也不等于不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出思想，由此融汇到自己的治学之中，否则，古今中外的打通就不可能实现，学术的突破和推进就难以获得。在此意义上，学术的独立是指其立场和视角在学术而不在其他。独立的学术，必须在和政统、道统的关系中显示出“独立”，即显示出纯粹的学术思考和研究。其运行法则体现为：学术从由政统规范的现实中提出问题，经过学术自身的独立思考，对既定的“道统”产生怀疑和批判，从而产生对新的“道统”（价值立场）的探寻，并以这种探寻的成果，再对现实产生影响。一旦现实接受了这种影响，学术又会转为对现实问题的新的发现。因此，无论中西方治学观念存在如何差异，柏拉图和孔子的学术生涯，在这一点上是有相通性的。西方始终保持这种学术的独立性，其当代性问题在于如何在后现代的土壤中诞生新的“道”，而中国，由于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上述学术运行法则中断，所以学术在今天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在传统道统破碎后应该探寻新的道统，而且还意味着，只有既超越丧失学术自身立场的“政统、道统和学统”的合一，又超越摆脱“政统和道统”的学统的“独善其身”，才可以，也才能够谈新的“道统”的建立问题。由于“道”本身就是学术的产物，而且也只能是学术的产物，学术的终极关怀和价值立场，就是基于由现实出发而产生的寻“道”的冲动与热情。所以“学统”在根本上又是离不开“道统”的。但这种“离不开”只是十分表象的、笼统的说法。准确地说，独立的学术是诞生“道”的，而依附的学术，则只能守卫“道”。中国的学术之所以“述而不作”，孔子的学说中之所以有“克己复礼”一说，当代学者之所以只能在反思西学的激进立场之后，以“宏扬和复归传统”的姿态出现，缘由正在于中国的“学统”不再能创生“道”，而只能在“释道”中延续既定的“道”，循环往复，也只能使学术依附既定的“道”。一旦这“道”不再起作用，学术才会惶惶不可终日，或只能成为琐碎的知识性重复。而以王朔为代表的价值虚无主义态度之所以可以盛行一时，不关注建构只热衷于解构的后现代理论，之所以能在国内学界略领风骚，在思维方式上，均是将“学”和“道”的关系理解为对既定的“道”的守卫和选择——对“道”的嘲弄，是因为将“道”定位在守护上的无意义性所导致，对“道”的虚无主义态度，也正是在不想或不能产生新的“道”的前提下出现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脱离“道统”的“学统”，或只能嘲弄既定“道统”的“学术”，在丧失了学术应该具备的创造功能、从而也不能称之为“独立的学术”这一点，是如出一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