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是人类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民族才华与智慧的结晶。但当我们回首20世纪的时候，不能不感到窘迫与尴尬。与思想活跃、流派众多、大家迭出的20世纪西方文论界相比，我们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成果实在不多。对此局面，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更习惯于追究时代战乱、“极左”思潮之类的社会原因，却似乎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在时代背景与社会历程极为相近的同一个世纪里，人口远比我们少得多的前苏联，仍向世界奉献出了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卡冈的“艺术形态学”、维戈茨基等人的“文艺心理学”等重要成果。实际上，本世纪的中国文艺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除了某些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理论空间的狭窄、文化资源的匮乏之类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中国文艺学家、美学家学术人格的退化与病变。 一、学术人格的体现 在本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实际上并不缺乏富有理论素养与学术根底的人才，在宗白华、朱光潜、冯雪峰、周扬，胡风、钱钟书、李泽厚等人身上，我们均可以看到这种素养与根底。但遗憾的是，却没有人能够成为堪与同时代西方许多文艺理论家相抗衡的理论大师。即以代表了本世纪中国文论最高成就的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李泽厚等人的著述来看，也是不尽人意的。宗先生对某些美学、文艺学问题的洞察是深邃的，却没有留下一本自成系统的理论专著；朱光潜先生是中国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的开山者，但建国之后，除了在翻译研究西方美学方面的贡献之外，似乎再也没有更多深刻独到的理论创见，其“主客观统一说”，实际上也井没有超出狄德罗与康德；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等。无疑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辉煌高峰，但其中毕竟也缺少原创性的思想体系；李泽厚在美学方面的“实践观”，也主要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进一步阐释，其“积淀说”，在文化视野方面，倒不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更为宏阔。这种境况，除了外在社会历史原因之外，便不能不说与其学术人格方面的某些局限有关。 学术人格，首先是指能够立足于学术本饨，敢于坚持真理，不为现实得失所扰，不为名纲利索所羁，乃至不惜为之献身的殉道精神。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伟大理论成就，正是源之于这样的主体人格。刘勰是在远离世俗尘嚣的定林寺完成了一代名著《文心雕龙》；李贽是以“头可断而身不可辱”的人格精神，提出了反叛儒家道统，至今仍为人看重的“童心说”；康德是在终生没有离开哥尼斯堡的苦行僧式生涯中，创建了他的学术伟业；叔本华与尼采，亦均是在不为世人理解的孤寂中度过了冥思苦索的一生。在本世纪的学术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中当然亦不乏这样的人格。如被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下半叶第一文化良知的马寅初，当“新人口论”遭到批判时，一位领导人曾出面劝他写一份检讨，马寅初的回答则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并公然声明：“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注：参见朱健国《不与水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年版第251页。）在史学领域奉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格；在文艺学领域敢干向中央直接进言的胡风，以及敢于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护的美学家吕荧；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顾准，也都表现了这样一种可贵的人格风范。然而，这样刚烈不屈的学者毕竟太少了。 而且，如果以更高的学术人格标准衡量，即使在胡风的人格中，也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胡风对当时文艺状况的批评，虽然表现了追求真理的勇气，但其中也分明夹杂着“怀才不遇的怨愤”。贾植芳先生曾分析过胡风悲剧的文化根源：“如果说，中国农民并未摆脱掉封建皇权思想，革命成功有‘杀到东京快活一番’以至轮流做皇帝的念头，那中国知识分子又何尝没有择良木而栖，投向新朝，分得一官半职的思想？连大名鼎鼎的革命诗人柳亚子在建国初期都有‘无车弹铁怨冯驰’之说，何况一些自认为有功于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注：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9页。）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文化人格局限，使胡风这样一位渴望学术民主、言论自由的文艺理论家，当年也曾以非学术的逼人的态势，指责好友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向反动的胡适思想投降、向朱光潜这样一个“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的人”投降。这样一种局限，自然也使胡风的言论中多了些肤浅的怨愤不平之气，从而影响了更为深速系统的、超越性的学术思想的创建。 真正的学术人格，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还要有思想锐气，即应从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出发，不避凶险，敢于抗拒邪恶，勇于探讨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敏感问题。由于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自然也需要这样一种人格精神。而在我们的文艺学家、美学家中，虽然不乏独善其身者，但却很少马寅初、顾准那样的精神斗士。在批判风潮汹涌的50年代，宗白华先生能够以超然的智慧，固守着心灵的净土，诚然可贵，但这样一位学养深厚的美学大家，自建国一直到1956年，居然不曾公开发表过一篇理论文章，又不免令人为之慨叹。从一些人的回忆中可知，钱钟书先生本是一位客欢特立独行，敢于抨击时世的人，而在建国之后，则深居简出，力避思想锋芒，像是变了一个人，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文革”时所反思的：“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役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注：钱钟书《干校六记·小引》，见《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版第72页。）在建国后冷峻的学术环境中，洁身自好，避离现实，这也许是知识分子能够找到的最佳生存方式，且做到这一点，已大可敬佩，但这与更高境界的学术人格相比，毕竟还是有距离的。在这样一种人格境界中，要成为伟大的文艺思想家。自然也是很难的。 学术人格，还应体现为学术韧性，即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仍能执着求索，在思想创造的天地里安身立命，而不是悲观失望。前苏联的一些文艺理论家，虽与我们有过相似的政治背景，陷入过与我们相同的严酷困境，但他们照样早有建树，在很大程度上，便正是凭依这种学术人格。创建了“复调”理论的巴赫金，曾有过不亚于许多中国学者的不幸：只因参加过一个自发的学术团体，便被关进了集中营并被判处流放6年。后来虽被获允进萨兰斯克师范学院教书，处境却依然十分艰难，不仅政治上一直未获平反，学术成果不能发表，生活条件也极为恶劣，夫妻二人曾不得不栖身于一座废弃的监狱。但这一切并没有磨灭巴赫金的学术雄心，仍坚持埋头著述。终于，这位终生不曾成为教授、不曾成为苏联作协会员的人，却以无法掩灭的理论光辉，成了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由于对十月革命的误解曾经遭到追捕，但在逃亡途中，竟一直未曾停止《情节是一种风格现象》的写作。就是这位有着政治前科、后来再度遭到缉捕的人，出于对学术的赤诚，敢在苏联文坛上公开提出了被视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见解。卡冈的《艺术形态学》，也是在冒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风险中写成的。相比之下，我们的理论家，无疑缺乏这样一种能够于逆境中坚持学术探求的精神，故而当寒潮退尽，时代复苏之后，除了控诉历史的过失，或诉说自己的冤屈之外，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独立思考的学术成果，以填补荒谬时代的理论空白，以证实自己学术人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