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说”是中国文论及美学界最熟悉的理论之一，但熟知不等于真知，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典型最核心的成分是“代表性”(exemplariness)。典型说最重要的部分是主张艺术作品中的某种成分(主要指某个人物)不仅仅是其本身，而且代表了更广泛的事物。比如，当我们说阿Q是个典型人物的时候，指的是阿Q这个人物代表了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某种劣根性或称“精神胜利法”。这意味着，在谈论典型时必须首先认识到，典型的所谓“普遍性”和“共性”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而是特指代表性。典型所包含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乃是某种艺术成分的代表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典型说强调的是某种艺术成分既要有代表性，又要有特殊性。对于恩格斯的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①，也应该这样去理解。迄今为止在中国文论界，或许没有人比王朝闻对这一点理解得更透彻、论述得更精到。 众所周知，王朝闻并非典型说在中国最早的倡导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更多是接受流行于中国左翼阵营的典型说，并对其做出自己的独特解释。和蔡仪的理论不同，“典型”概念在王朝闻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比如他不主张美在典型且只在典型。但“典型”概念在他的文艺观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尤其在“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写《论凤姐》的那段时间②，“典型”问题几乎成了他关注的中心。他在谈到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动机时说，“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环境里，我只得通过对《红楼梦》艺术的称赞，发泄我对帮八股那些条条框框的不满”③；借《红楼梦》重新解释“典型”概念显然是“发泄我对帮八股那些条条框框的不满”的核心部分之一。 王朝闻最早论及典型是在1950年出版的《新艺术创作论》(可见于《真人真事的典型意义》《再论典型》《行动、环境与性格描写》《论肖像与性格描写》等章节)和1952年出版的《新艺术论集》(在《〈水浒〉里的一个两面性的典型——何九叔(读书漫记之一)》一章有所涉及)中。然后，在《论凤姐》中，他以凤姐为例，对典型做了清晰、深入的阐述(“前十来章着重论典型性和典型化诸问题”④，尤其是第四至第九章)。在1984年出版的《审美谈》中，他又“从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着眼”⑤，重述了他的基本观点(第十一章《典型性与典型化》)。此后，他不再集中讨论典型，这或许是典型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淡出中国主流文论和美学界视野⑥的表现之一。王朝闻的典型观最重要的特色，或许在于对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⑦做了两个与众不同的解释：一是主张典型环境等于人物所处的历史情境，而非人物所生活的物质环境；二是以共性(或普遍性)等于代表性为基础，阐明典型不等于类型。 一、典型环境≠典型生活场所 否认典型环境等于典型人物所生活的物质环境，是王朝闻始终坚持的独特观点。早在《新艺术创作论》中，王朝闻就非常生动清晰地表述了他的“典型环境”观。他首先说：“记不起在哪一本中国画论里，记述了一条如何描写鱼的见解。大意是说：画里的鱼，不应当画成草茎穿着的鲜鱼，应当画成游泳在水里的活鱼；前者只能使人从它的鲜美，联想起它将上菜板的前途，失掉了活鱼活泼的风姿，作品就没多大味道。”⑧他接着说，如果画家的目的是为了画一条可吃的鱼，那画成草茎穿着的鲜鱼没问题，但如果他想画的是鱼的活泼以寄托爱自由的情感，那么这样画就不行。“活泼是鱼的特性，离开了水而挂在草绳上，它那活泼的特性模糊了，画家的爱自由的感情就不易被领会了。为了鲜明地刻画人的性格，其行动和环境的关系的描写，在效果上同样有极重要的作用。”⑨这显然是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他此时虽未明言，但已经把对环境的理解置于人与人的关系而非物质场所的意义上。另一段非常生动的话说明了这一点： 没有风，杨柳不会摇摆，妖娆的风度的联想引不起来。松树不和其他杂树共处，缺乏对比，那苍劲的神气就比较不明显。猫要是只跟豢养它的主人挨挨擦擦，看不见捕捉老鼠或捕捉小雀的行动，凶猛的本性难于把握。不论认识什么东西的性格特征，在行动中，在适当的环境里，比在那种静止的或孤立的情况之下要明确得多。⑩ 他此处把典型环境等同于他所谓的“人的相互关系”或“人物的行动与相互关系”?(11)。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此时他虽然表达了基本意思，但并未在理论上阐述清楚典型环境的含义。 在《论凤姐》中，他在理论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所谓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这些概念虽然经常出现在文艺批评里，但是对于它们的含义，对于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都还有待于认真探讨。在一些论文里，分明表现了一种对于典型环境这一概念的曲解。它把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小场所，说成是典型大环境。”(12)最后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它表明在王朝闻看来，典型环境属于“大环境”，而不属于“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小场所”。他以《红楼梦》为例： 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场所，例如宝玉、黛玉、宝钗、妙玉、秦氏等人的住处，和人物的生活、兴趣、性格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潇湘馆与怡红院不能互相调换；蘅芜院与潇湘馆也不能互相调换；栊翠庵与秦氏卧室的陈设，与去铁槛寺路旁庄子里的锹、锄、犁等农具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就一定意义上说，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场所也有典型性。但是，如果以为它就等于人物得以成长的典型环境，结果不仅缩小了典型环境的广阔意义，同时也不免有损于对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的理解。(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