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4)01-0060-05 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阅读方法以及在阅读中对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及其思维方式的挑战,是它对传统文学与哲学论述的解构。它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揭示文本内在逻辑的自我矛盾和二元对立的偏向取值,进而拆解整个传统价值的基础。由20世纪60~70年代发起的“解构主义”理论随着1983年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逝世而成为强弩之末。有人把“解构”运动比作滑铁卢战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失偏颇。笔者认为,解构理论魁首德曼年轻时(1941~1943年间)为纳粹服务的劣迹在诸如Newsweek等杂志上的披露,可能是解构理论告退的直接原因。对此,米勒(J.H.Miller)曾在《理论的现在和过去》(Theory Now and Then)一书中为德曼作辩护。还有人认为,从德理达到德曼,从德曼再到H.布鲁姆(Harold Bloom),解构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种虎头蛇尾式的退缩。然而,盛宁先生在其《解构主义哲学理论》一文中有另一个提法:如果换个角度看,解构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的扩散和蔓延。[1](P106)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站在辨证的立场,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耶鲁解构阅读的进步意义:它改变了以往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传统思维方法。通过对德曼与布鲁姆解构阅读法之比较有利于我们认清文本阅读的实质,从而在更合理的层次上建构文学文本的阅读。当然,它也有局限性:一方面耶鲁学者们幻想洞穿存在的深渊,另一方面又与结构主义截然对立,从而使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变得复杂化。 德曼是耶鲁学派、解构理论的鼻祖,而H.布鲁姆则是耶鲁学派中的一名虎将。本文比较他们的异同,以说明解构理论仍在继续发展、完善。它终将从一支烛光发展成为燎原之火。解构主义批评理论正在跨越“文本”分析的藩篱,冲破语言的牢笼,转化为一种激进的泛文化批评。 一、德曼修辞阅读的两个层面 把德曼、米勒、布鲁姆和哈特曼(G.Hart-man)归在耶鲁学派名下有许多原因,其中一条即为四位学者互相撰文,对同一问题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例如:《评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文(A Review of Harold Bloom's Anxiety of Influ-ence)是德曼对布鲁姆为诗歌理论《影响的焦虑》所写的一篇评论。德曼的评述揭示了布鲁姆关于文学影响的人文主义观点,即文学影响作为传统范畴内的个人才能的整合,指出了布鲁姆对阅读技巧的提炼有助于更实用的批评。布鲁姆的影响丰富了文学史赖以依存的传统模式。与此同时,布鲁姆的《误读论》(A Map of Misreading,1975)是为献给德曼而撰写的。文中所展现的观点与德曼的《修辞阅读》(Allegorical Reading)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类同。布鲁姆称德曼为最强硬的概念性修辞学家,《误读论》向我们提供了诗歌实用性批评理论,即关于如何阅读诗歌的理论。布鲁姆认为:正如标题所示,阅读是一种带有延异性的活动,而且是完全不可能的活动。假如:“个性强悍的诗人”总是误读,那么文本意义趋于不确定性(undecidebility)。这种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观点是耶鲁学派共同倡导的文学阅读理论。但无论如何,布鲁姆与德曼在各自书中的观点表明了他们分别从彻底不同的前提出发,最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德曼的修辞阅读/阐释理论与“解构”主义的思想走上同一轨迹。阐释理论本应属于“哲学”范畴的一个理论概念,然而今天“文学理论”成了一个远远超过传统文学理论概念的专门领域。时下“文学理论”既包括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德里达、福柯和雅克·拉康等人的理论,又包括尼采、黑格尔、海德格尔、利奥塔和汉斯—乔治、伽德默尔,克默德等人的理论,成了有关上述这些人的讨论的同义词。拿黑格尔为例,我们可以在L. 沃特斯撰写的《保罗·德曼:生活与写作》一书中发现黑格尔曾深深吸引着德曼。这不是因为他宣扬辨证的统一,而是因为他强调差异、否定和矛盾。德曼曾经说过:“如果出现过探讨必然分离的主题的哲学,那它就是黑格尔的,将绝对精神纳入唯心主义和谐观自始至终是对黑格尔的简化和误解。”[2](P34) 按照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看法,保罗·德曼是使“解构”阅读法在德国蔓延普及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没有他的著作,“解构主义”就不能成为一个学派。解构主义批评的许多特征来自德曼,他的学生构成了解构主义运动的核心。[3](P96)就思想传统而言,德曼更多地受到了德国哲学,尤其是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就针对新批评(NewCriticism)的局限写了不少颇有理论新见解的论文。严格地说,德曼是沿着自己的思路迈入“解构”的道路的。与布鲁姆不同,德曼研究领域更局限于有关文学语言性质的探讨。而且,德曼对美国新批评家们的批评阐释的某些断语往往比较绝对,有些提法还会自相矛盾。例如,他认为,你若认定两个不同断语中的一个,就得把另一个藏起来,不予以考虑;反之亦然。因此,对德曼的修辞阅读法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即哲学阐释层面和修辞层面。对于修辞阅读法活动本身,德曼有自己的见地。德曼认为文学文本并不引向一种超验的领悟和直觉的感知,它只诉诸一种始终保持着内向性的理解,因为它只按自己的方式提出理解的问题。文学批评无非是这种阅读活动的隐喻,而这一活动本身是不能穷尽的。这样,德曼得出了如下观点:有关文学语言的意义是相互消解的,文学阅读活动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因此,文学批评阐释是可以永远持续否定前人的游戏。德曼把自己的结论局限于文学语言的范畴,而布鲁姆却模糊了文类之间的界线,这也许是他们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可以说德曼是解构主义的鼻祖,人们最常引用的解构批评的范例都出自德曼之笔。从德曼那儿,人们了解了德里达,了解了美国文学批评界中“解构”追随者。德曼的学生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或许名字不叫解构的“解构学派”。[3](P113)德曼式的“解构”显然更符合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传统和思维习惯,它是对美国本土上的新批评的继承和超越。一直以来,新批评倡导“细读”,偏重文本和语言的基础,这些主张为解构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尽管德曼声称无意提出一套批评的理论,只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对文学语言的性质提出一些看法,然而“解构”思想自20世纪60~70年代提出以后,到了90年代再次流行开来,并一发不可收拾。它使美国的文学批评具备了两个新的特点:文学批评理论化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哈特曼(耶鲁学派的另一名成员)在他的《荒野中的批评》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1980)中曾经提到,由于语言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偏见,英美文学批评传统对于欧陆系统化的一套向来持怀疑态度。相比较而言,英美文学批评传统接受更多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新批评自20世纪40年代来长期盛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德曼则在他所著的《盲视与洞视》(Blindness & insight: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1971)中表述,美国新批评之所以没有产生有分量的批评作品,原因之一就是对文学形式的意向结构的误解。更透彻地说,美国文学批评走上了一条非历史、非哲学的狭路。德曼声称,美国文论应借鉴欧洲文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兴起的解构思潮,第一次从文学观念到批评方法与欧洲大接轨,可谓文学界的一大成果。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解构主义并非虚无的,它是对先前新批评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扬弃和发展,是文学批评理论界的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