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学一样，文论建设以“人”为本。但这里不是指文论学科是否是以“人”为核心的逻辑结构建设，而是从将文论本身视为一种以人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而言的。如何在文论建设中体现人的意识，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学理论作为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人道关怀。如果说，当前的文论建设要体现“五四”以来所倡导的启蒙精神，那么这种人道关怀就是其中重要的内涵。 人道主义humnism一词源于humanitas，在西塞罗和瓦尔罗时代它的本意是人的教育，希腊语中称作paideia；由那些视文学艺术为手段的人进行教育，即是，训练的目的是使人和其他动物相区别。人道主义者认为通过古典文学帮助人在古代拥有而在中世纪却丧失了的一种精神的“再生”得以实现，这就是维护人对理性自主要求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使人看到自己包括在自然和历史之中，并且能使它们成为人的领地。人道主义的中心原则是自由与民主，它是给人一种信条，使其能够将自由的理性精神化为现实的改造现实的活动。它取人为对象，给人以实践的尊严和自信。对人道主义者而言，世界中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它具有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区域界限和具体的道德价值观的差异的普遍性质 传统文论中对人的解释是简单的。文革时期，人是阶级的符号，阶级斗争成为人与人交往的主要方式，人际间的阶级立场掩盖了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存在。文革后，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形成，对物质利益的片面强调又使许多人仅仅重视人的实用价值，人成为商品的符号，人的解放和生活意义的建设成为问题。这两种情况无一例外的将人视为只会简单接受，只有利用价值，而自身没有理性和判断能力的物化对象。表现在文论当中，就是文论不自觉的充当着这样或那样的一种思想宣传工具，或者视其为自我表现的手段，在那种叠床架屋式的系统化工程里缱绻往返。至于文论的对象，作为活生生的会思考，有感情，有创造性的人，只要他们对自己有所领会，或者对自己在逻辑思维或语言文字方面高人一等的技巧表示惊讶便已心满意足。从以往的文论史中所出现的失误来看，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教条主义和唯我主义的良好感觉。 基于这种情况，文论是把人作为客观对象，高高在上对其生活指三道四，还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抱以同情之心，以特有的理论方式使文学生活中的人达到理性的普遍启蒙，这里边牵涉到一个基本的方式；是给予理性还是启发理性的自觉。 对这两种方式的选择，较早的体现在卢卡奇和布莱希特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中。 从卢卡奇的观点来看，首先，人是完整的，现实生活是按照其所设想的完整性来构造的，“真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就这样把人和社会当作完整的实体来加以描写，而不是仅仅表现他们的某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熟稳于心的文学观，那种认为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现实越容易辨认，越是现实主义的。布莱希特与此不同，他认为，“一部艺术作品，他的现实被驾御得越容易辨认，就越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关键是作品对现实的“驾御”，越是“驾御”的深刻，越是使观众容易认识“世界的本来面貌”，就越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应当这样反映世界，它“必须能够深入地把握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多多少少地给予人们一种迟钝的刺激，它需要为富有感情能够思想的人提供一个可作用武之地的人类世界。”尽管这两个人同时都认识到了“人”的社会性问题，但在具体的处理上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异。卢卡契的“人”的意识乃是带有浓郁的黑格尔色彩的思辨的人，“人”在他那里只是作为一种理论的抽象，不仅文学作品中的现实生活的一切丰富性都为这一抽象的概念所切割，更为重要的是，卢卡契把文学的对象视为被动的，只有认识功能没有行动意识的客体。 相比之下，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道路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对人的尊重，他所主张的是一种将历史和社会置于人的理解中的人学观。其前提是，文学的对象不仅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存在的，而且还作为具有着自由意志的生命主体而存在，每一个体的行动意义不是自我决定，而是由他者的反应来决定。在主体交往的过程中，任何先验的教条，自我中心式的独语都将导致交往的失败。所以，文学对他人的尊重，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尊重，给予他人自由，同时也就是使自己获得自由。人道主义所倡导的就是维护彼此的作为人的这种自由行动的理性主义精神。文论建设如果要想获得发展的生命力，就应当体现此人道主义精神。 六十年代，钱谷融借高尔基之口，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这在当时可谓是洞察到了文学活动中人的社会本质。这种文学观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将人对人的感情，人对生命的独特体验置于意识形态之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而文论作为一种理论的方式，其与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以理性的思索代替煽情，它不能象文学那样通过塑造形象来表达人的感情，更不能把感情抽象化为空洞的概念来宣讲，作为一种理论演说的方式，它的悖论在于感性与理性之间。超越这一悖论的方式就成为文论探讨的主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