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各种“批评”风起云涌，从人文精神、作家“聪明”问题，到文学批判精神的讨论；从作家之间论争、互损，到余秋雨现象、王朔批判；从鲁迅被贬到对金庸的发难；从葛红兵对百年汉语文学的否定到刘建军对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的“直谏”、湖北批评家刘川鄂先生等“直谏池莉”，上个世纪90年代文坛确实喧嚣、热闹。毫无疑问，文坛的喧嚣较之文坛的冷寂，无疑是一件幸事。但这种嚣闹背后，文学批评本身的有效性、严肃性却屡屡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质疑。当前批评界的媚俗批评和骂杀批评都如同一场无聊的游戏侵蚀着文坛，这种批评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一种“戏说”。 从批评主体看，在消费文化主流中，批评主体边缘化，批评家既丧失了对作家、作品发言的权利，也丧失了对读者发言的权利。从前者看，一些批评家对当前名作家以一种极大的宽容、认同进行过分的褒奖、附和。批评家有一种向当前名家献媚的倾向。“评论”成了拈好的评，并可以从中论出一种文学大师般的作品风格、艺术魅力，并可以从中“论”出一种使前代文学大师亦汗颜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史价值。一些作家本人也乐于以此类文章炫耀，而对于一些提批评意见文章则视而不见或干脆直言“没时间搭理”，在貌似宽容中透出一种盛气凌人和不屑一顾之态。如此一来批评家的发言只能成为一种作家和作品的附庸。从后者看，文学接受大众或文化消费主体对批评家的文艺评论没有一种阅读期待，批评文本远不能如文学文本那样成为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因此，更多的情况是批评成为批评家的一种自慰行为，一种批评家的“独语低吟”，一些批评家甘愿蛰居边缘，囿于书斋、学术中写一些批评文章以资评职之用。 从批评立场来看，由于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立场退缩乃至丧失，一批批评家自愿被大众、民间文化立场消融，或被作品的立场和作家的立场同化，这种消融与同化的最终结局就使批评家丧失一种批判性精神，批评既不能对文学负责，更不能对历史、民族、人民负责，相反，则是以流俗的作品消解经典作品，以当前名家的当前风格（一些评论家炮制、炒作出来的风格）消解古典文学、经典文学风格。直裸的、喧嚣的、似是而非的写作姿态和话语大量充斥文坛进而在批评家的批评中被认为是一种文学本体的回归和批评的现代话语。在西方后现代状态中，文学的“复制性”延伸到批评中，则使批评的后现代特征得到张扬。在后现代语境中，一些作家消解神圣、躲避崇高，放弃文学所应具有或应承担的使命，而在批评家那里，这种消解神圣、躲避崇高也被尊奉为一种批评策略：批评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审美判断，批评只是一种批评话语本身的文本。 如此一来，真正“批评”的回归，或者说批评回归到批评本身，持守批评应具有的品格和尺度就成为一个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当“直谏”批评的“旗号”一出，围绕着“直谏”批评和直谏者展开的激烈交锋，却也成了当前文坛的景观了。 2.李建军先生对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进行一种直面的、毫不留情，甚至是凌厉的批评，这种严厉、直截了当的批评作风对于当前文学批评界而言却属难能可贵：不媚俗、不唯上、不唯名。应该说这种批评需要一种学者、批评家的真诚和勇气。但“直谏”批评光凭批评家真诚和勇气，光凭凌厉的批评文风，严厉和苛求的批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单纯从批评方式上讲，湖北批评界提出“实话直说”较之“直谏”应为更妥。批评从其根本精神上讲就应该是说实话：严肃地从学理上分析作品，严谨地、客观地阐述批评观点。“直说”不需要严厉的言辞，批评家只要独立地对作家、作品直接发言，直面作品优劣，既有自己的话语表达，又不是构筑一种话语霸权。当然，批评一词已表明文艺评论的根本主旨，其实，无论是“直谏”还是“实话直说”都只是对真正批评精神和真正文艺批评的一种表述或一种理解。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词语的使用上，而真正在于批评的根本精神的持守上。李建军先生的“直谏”恰恰在这点上值得商榷。一是他的批评立场（尤其是作为主要维度的民族立场）的后退；二是批评的理性精神缺失，任何作家的创作首先应该持守的是民族立场，一个作家只有真诚地揭示民族的伟大精神和奋斗史，只有充分地肯定并弘扬民族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作家，关注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关注民族、人民的伟大实践，才能使作品真正具有“博大的人文情怀”，而不是以空洞的、抽象的“博大人文情怀”来消解作家的民族立场和民族精神。当李建军先生批评陈忠实的《白鹿原》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时，恰恰说明批评家的民族立场的后退。站在“博大的情感空间和更可取的人道立场”的写作，只有透过更博大的民族立场才能成立。李建军先生直言：“人都死了，还要这么过为已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个批评家的民族立场是一个批评家批评生命的底线。一个批评家可以提倡作品写民族和解，民族融合，但决不能指责对一个敌对的、战争状态下，异族入侵者的仇恨。我们应该批评和警惕的是纳粹式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并由此而产生的专制独裁、思想禁锢，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掠夺、屠杀、毁灭。俄罗斯作家和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他们的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恰恰是一种深沉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也真是这点，使俄罗斯作家和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崇高感。从批评方法看，李建军先生的“直谏”过于浮泛，即是一种“印象式”批评，但印象式批评决不能只是“印象”。他对贾平凹的批评缺乏严肃的严谨的学理式分析阐释，缺乏一种批评的理性精神，而只是记录“印象”：“自《废都》以下，我在他的小说中较少看到让人略感满意的东西。没有新的精神视境，没有新的话语风格，没有智慧的叙述形式，没有塑造出真正活的人物。永远是那幅样子：不今不古，不死不活，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人不鬼，不冷不热，不文不白。”（注：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我真的很难把这种“印象”的批评同对贾平凹作品的“直谏”二字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说句实在话，如此“直谏”，读者能从中受到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启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