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4)05-0065-07 一句话概说 星座(constellation)本是天文学概念。人们在认识天空的过程中，将天穹分为许多区域，并把每一个区域中由最亮的星星的分布而呈现的形态称为一个星座。天文学家通常用动物、古巴比伦或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之命名。譬如由7颗亮星组成的斗状星座就被叫作“大熊座”（中国人叫“北斗”）。人们据此绘制相应的图表，形象地表征星空中的格局。 本雅明率先借用星座概念以类比他的哲学“理念”(idea)。其可比性在于：本雅明的理念同样也是一种对应性表征。它既非利用抽象概念去指认具体事物，亦非不加甄别地描摹事物“本来的面貌”，相反，它试图从一种“救赎的视角”洞察事物，将其成分分解出来，重新聚合成一个具有哲学特征的格局（星座）。本雅明称此格局为“理念”，并认为在理念中，事物得到了救赎。这是因为，这个理念或哲学星座具备一种悖论功能：它在对事物的重构中暗含解构的逻辑，即它首先消解了事物在特定意识形态中物化的、“第二自然”的自在性和既定性，使其成分重新定位在一个新的构型中，成为一个总体中的分布点，并由此获得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这个总体，就是本雅明所理解的历史的终结、弥赛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在他看来，理念是对事物这一内在逻辑的表征，正如星座是对星星的内在布局的表征一样，两者都不是空洞笼统的描述，而是描述以主体为中介所“洞察”到的一种内在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本雅明说：“理念与事物的关系，就如同星座与星星的关系。”（参见Benjamin,1963:34） 大背景解说 归根结底，本雅明哲学版的星座概念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哲学的对真理的体验与表征方式，所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是由他对真理的理解所决定的。真理，在他看来不是体系化的东西，他把后者叫做知识。知识在他的认识论中指的是外在于物、对物所做的指涉、判断、同化。这种知识与对象的关系是主体意识将客体纳入自己的体系，而并不是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正因如此，这种纳入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在历史的知识系谱中，由于充满了一种“暴力”对另一种“暴力”的取代，才使得自然与人类都厄运般地轮回在各种话语权力的控制之下。 而真理则是一种本质存在。对于接受了苏勒姆(Scholem)的卡巴拉阐释学的本雅明来说，这个真理就是客观的世界之“道”。这种真理观来自于他早年的语言论，他从对《圣经·创世记》的哲学阐释中推论出下述观点：在人类尚未堕落的天堂时代，语言有3个层面：首先是上帝的语言，即单数大写的道(Word)，它浓缩了世界的整体性，从这一整体中生发出世界万物。因此万物都是道的载体，都是真理以生命和质量形式的体现，因此都是具有神启(revelation)意义的自然语言。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人的语言，在人类未堕落之前，人的语言也就是亚当的命名语言，在本雅明版本的“创始记”中，上帝示意伊甸园中的每种动物走上前来由亚当命名，受到了命名的动物各个表现出无比的幸福，表明名毫无遗漏地再现了物的本质，因此本雅明认为亚当的命名是纯认知、纯接受、纯称谓，不仅能从万物中认识和接受宇宙之道，并能加以表征。 这种阐释不仅表达了本雅明的真理观，同时也产生了他表达真理的方法论，即“命名”。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本雅明说“亚当不仅是人类之父，也是哲学之父”。那么哲学如何才能够做到“命名”呢？即让自己沉浸在具体事物中，同时又超越事物自在的表象，找到其内在本质，让“世俗”本身产生卡巴拉意义上的哲学“启迪”。阿多诺称这种方法为“确切的狂想”(exact fantasy)。“确切”指的是在万物之中参悟，不是构造空中楼阁，“狂想”指的是不被表象所迷惑，从形而下的“器”走向形而上的“道”。 由此可见，本雅明的真理观和方法论是将柏拉图的“理念”和康德的“经验”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又同时颠倒和超越了二人的体系。首先通过把柏拉图的理念定位在康德的经验中，本雅明追求的是，让现象领域(the phenomenal realm)产生出本体认识(noumenal knowledge)，从而开创了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而对康德的超越则在于，他打破了康德禁止探究形而上的戒律。他在同样强调哲学使用体验和感悟的前提下，更认为哲学的使命是最终进入智性世界，探究形而上，即真理，而“康德由于其时代的局限性，只认赤裸的、原始的、自明的经验，认为只有这才是经验”。这在本雅明看来“是启蒙主义世界观，是最低等的世界观”，他认为这是康德体系的致命缺陷。由此便必然产生了康德哲学的主观先验论，使得康德只信仰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但在本雅明看来，与其说应该从资产阶级个体来推导出世界，不如说应该正相反，正是世界本身在本体上先于理性主义的认知主体。本雅明把建立在主体性上的哲学一概视作神话： 我们知道原始民族在有灵论之前，把自己与神圣的动物、植物相等同，并给自己取这种动植物的名字。我们也知道疯子有时把自己等同于他看到的物体，于是物体就不是客体了。我们知道病人把身体的感受说成是外在于自己的……还有占卜者，说自己能’感受他人……。（参见Benjamin，1996：103） 因此康德的哲学在本雅明看来不过是神话认识论的一个案例，以此类推，他认为但凡把主体置于客体之上、目的是占有对象而不是解放对象的哲学，从笛卡儿的“我思”(cogito)到胡塞尔的超验主体(transcendental ego)，都属此类认知体系，因此远远无法完成哲学表征真理的任务。更何况上述体系往往都将某种经过主体意识所中介而产生的“知识”宣布为直接与自然的真理，这种“权力意志”的可怕后果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直接体现在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上，这是包括本雅明在内的所有法兰克福理论家们最为敏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