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民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后殖民理论中有一股强劲的本土(地方、土著、原住民等)①身份认同话语思潮，它们常常拒斥由西方发动的支配性的全球化进程，张扬本土性、地方性的身份认同。 后殖民理论尤其是典型后殖民理论，不论是赛义德、斯皮瓦克还是巴巴都有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巴巴甚至提出了以反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混杂化为特征的“本土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论[1]141-142，尽管巴巴的“本土世界主义”强调要立足于本土，追求一种“既本土又世界主义”的政治，但归根结底是要颠覆民族文化，倾向于世界主义，坚持一种后殖民的新型世界主义，是一种“没有族性民族主义的民族国际主义”[2]215。尽管马克思主义本身深具世界主义情怀，但还是有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家为更加在地化的本土主义抵抗辩护，如帕里②，特别是德里克等人重拾本土主义身份认同，为世界主义解蔽，反对已经成为全球资本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多元主义，强调本土地方化的文化身份认同，将本土与地域作为对于全球资本现代性的反抗主体性位置。在这方面，进行了最为深入全面的理论探讨的是德里克，本文主要是就德里克的相关话语展开论述。 德里克将对于全球资本现代性的反抗主体性位置侧重安放到本土及其地域上③，明确主张“作为新激进主义场所的本土运动和土著主义”④“作为抵制区域的本土”等观念。⑤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个文本里：更早些的论文《本土历史主义视角中的后殖民批评》(1996)⑥、《本土中的全球》(1996)⑦以及几年后的《基于地域的想象：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1999)等论文⑧和与人合编的《全球资本时代的地域与政治》等⑨书里。 一、土著主义意识形态 德里克是在对于“土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典型后殖民理论⑩的“杂交”论批判之间展开他的本土地域身份认同观念话语的。德里克首先梳理了“土著主义意识形态”(indigenism)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然后主要列举了两位后殖民理论家格里菲斯和布莱登对于“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关于本土地域身份认同的“本土历史主义”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里克的“本土主义”和那些“土著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都坚持的是以“indigene”词根为标志(包括“indigenism” “indigenous”等)的系列话语立场，但“土著主义意识形态”更强调的是作为土著的、原住民意义上的本土民族(族群)(first peoples，aboriginal peoples or native peoples)[3]。而德里克的“Indigenous Historicism”强调的则是基于一定“地域”(place)之上的超越了狭隘人类学意义上“土著”的“本土”。对于“原住民”一词，德里克并没有刻意区分native peoples和indigenous peoples以及indigenism的不同[4]223。因此，笔者将德里克自己认同“indigenous”立场的译为“本土”，而那些强调指涉对象是“土著”的“indigenism”则译为“土著主义”。 在德里克看来，“土著主义”指“那些原住民(native peoples)[1990年代以来指第四世界(Fourth World)]对民族解放渴求的意识形态表达”，“第四世界”则是“在全世界被压迫和边缘化的民族中那些受到最极端边缘化(terminally marginalized)者”。[4]222“第四世界”的提法，也是本土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美国后殖民理论家沃德·丘吉尔提出来的[5]403-451，“土著主义”的认同诉求包括如下经济、政治、社会和世界观诸方面：从经济学上看，土著民族倾向于财产共有，生产技术低下，主要实行集体生产，产品自给自足，商业采用易货贸易制；从政治关系上看，土著人实行分享民主制，政治程序经协商产生，法律则根植于口头传统；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说土著人社会与现代社会迥异，且一般指母系而非父系氏族社会，数代同堂而非核心家庭，以及低人口密度；最后从世界观的差异来看，土著民族是多神论者，他们对于包括动植物和其他自然事物都充满了灵性观念[5]30-31。 这些“土著主义”的理论家通过挽救被欧美史学著作歪曲的原住民历史来恢复本土身份，这一主题涵盖了从美洲土人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从波利尼西亚的夏威夷人到契亚派司印第安人等亚澳拉丁美洲的广大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土著民族。[4]223，[6]29-30他们全部或部分被剥夺了领土或财富，也可以说是“处于世界边际和边缘上的第四世界”[5]411。正如夏威夷自治运动领导人霍南尼·凯·特拉斯克(Haunani-Kay Trask)所言：“长期盘踞于西方人心中的是认为历史是线性的、进步的理念以及一种假设，即欧美文化那条发展线路的顶端是繁荣昌盛的，于是他们认为夏威夷的历史就是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尽管有时是苦中有乐地)战胜‘原始的’夏威夷生活方式……为了了解我的历史我只得放下书回到那片土地上。我得在地里种些芋头，然后我才了解了人与艾那(aina，土地)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得重新感觉一下自然的灵性并把蔬果和鱼作为贡礼带到古老的祭坛上。我得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和我们族中的长者说话，并留出长时间的沉默好让智慧在其中滋长。可是在做其他任何事情之前我需要学会那情人般的语言，这样我就可以和她一块儿轻轻地摇摆而且到了夜里便在她梦幻般的臂弯中入眠。”[4]223，[6]30 在笔者看来，特拉斯克这位土著领导人明确了土著主义的多个基本内涵：首先，在深刻的时间观念上，自觉与欧美现代性的单向进步论观念拉开距离并加以解构，从而为土著生活取得了与其同时性并置的合法权利；其次，从西方的后殖民表征返回土著的物质生活，从话语转回到实践，脱离西方话语主义的宰制；最后，真正发现与西方现代性所不同的土著的另类现代性抑或(非)反现代性的内在意蕴：以“自然的灵性”代替对于自然的征伐，对祛魅的自然复魅；以“长时间的沉默智慧”超越喋喋不休的话语唠叨；以“情人般的语言”取代二元对立的论辩；以“梦幻般夜晚”的感性生活解构白天日神精神的理性计算；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