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3-0096-05 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审美活动具有非功利的性质，这一种具有鲜明的外来色彩的观点，在现代中国因知识界对传统儒家文学观的不满而得到迅速传播，成为纯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实现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型。但现代中国对审美非功利性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依据理解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纯文学”有不同的对立面，也有不同的文学理想。 一 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延续到20年代，是纯文学思潮的萌芽期。在这一阶段，“纯文学”的意识刚刚确立，其主要目的是反省和批判儒家文学思想的政教功利主义，改变文学的附庸状态，把对功利性的剥离和超越视为文学的神圣性之所在，从而建立信奉文学之独立价值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这时，”纯文学”的对立面是混淆了审美与实用性，混淆了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杂文学传统。所以，这一时期“纯文学”的倡导者大多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传统。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为了表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决裂，王国维使用了“纯文学”与“纯粹美术”两个新术语，其中的“纯”和“纯粹”，就是区别于掺入了政教功利与个人名利的实用主义文学观的突出标志。王国维的美学文学思想有清晰的德国知识背景，康德、席勒排除实用功利性的美学观，叔本华把欲望视为痛苦之源的悲观主义哲学，都使在现实人生中挣扎于俗务而欲罢不能的王国维顿生知音之感，他把后者视为知己，把前者奉为理想，表达了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相当彻底的非功利思想。王国维的彻底性多少有点偶然，似乎是不世出的天才，敏感的个性，率先接受新知识的机遇与不幸的个人生活四者相遇才会有的产物，但对实用主义的文学传统发起批判却并非偶然。在王国维之外，至少还可以举出鲁迅、周作人、徐念慈、黄人、吕思勉等人的名字。1907年，鲁迅作《摩罗诗力说》，明确提出“纯文学”概念，并对之有一个初步的定义：“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注：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5页。）这一定义包含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基本要素，一是把文学视为美的艺术，从而美学就取代了其它理论成为讨论文学的第一前提；二是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审美快感应是它追求的第一价值，由于这种快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因此与“个人暨邦国之存”的实际功利无关，亦与理性和逻辑无关。也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揭示了文学“无用之大用”的文化价值。至此，鲁迅几乎全面涉及了康德美学的基本思想：非功利、非概念、审美愉悦、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次年，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使用了“纯文章”一词，并与“杂文章”对举，同样显示了追求文学独立性的现代意识，并更为尖锐地把批判矛头直指孔子，认为其删诗定礼的举动正是功利性文学观的渊源。由此可见，现代中国最早的“纯文学”观念直接来源于德国美学，并由此发现本土传统的缺陷，因而“纯文学”一词进入汉语就标志着新型文学理想的诞生，即认为文学应该是除审美之外别无其它主观目的的精神活动。 但“纯文学”在理论上固然可以推向极致，在实践中，非功利的态度却未免有些模糊，“纯”与“杂”的边界也未必那么泾渭分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否因为痛感彻底性的不可实现，固然已无法追索，但周氏兄弟却有后来的转变可以证实他们对彻底性的放弃。就在同一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以文学为启蒙的思想已很显明，他弃医从文，力求改造国民性的用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更是赫赫有名。周作人“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在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同时终止了对文学功利性的排斥。从历史的角度讲，担当启蒙的任务是时代对中国新文学的必然要求，而从理论上看，“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无用之大用”，本来也为某种宽泛的功利性留有余地。 “五四”前后，知识界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与十数年前一样仍是批判，但批判的内容已悄然转换。王国维痛心疾首的是“载道”剥夺了文学的独立与自由，新文化先驱们对“载道”的不满则是所载之道的具体内容，而不是这种思维方式。甚至，在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另一痼疾——“消闲”——的批判中还强化了“载道”意识。于是，新文学对“纯文学”的理解不再是坚持审美的纯粹性，不再是对功利性的严密防范，而是追求文学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出自对社会人生的良知和责任感。当然，新文学对严肃性的追求，并不等于回到传统功利性文学的老路。毕竟所载之道的具体内容不同了，儒家的经世致用、道德教化被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所取代。在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这一阶段与政治经济的现代进程是一致的，它要求文学对后者起推动作用而不是制衡监督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纯文学思潮的萌芽期，知识界关于“纯文学”的理解已经出现了两种路向，一是针对传统杂文学观念下模糊的文体意识和以文学为政教工具的功利主义，要求建立以审美为基本特征和最高价值的新型文学观念；二是针对旧文学中无处不在的封建意识形态，要求用现代内容来置换已成为文化惰性的传统，从而通过新文学的建立来塑造和张扬新的文化精神。显然，在这两种路向之间存在着矛盾，但由于共同的对传统的反省和批判，共同的对西方文学、文化的借鉴，共同的对新型文化的憧憬，使得这一矛盾暂时隐而不现。看似各执一端的“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争论，事实上并不那么泾渭分明，而且很快就因双方都有成员在文学观上发生转化而不了了之，远不如后来新月派与左翼文学的论争那样针锋相对。 二 带着隐藏的却难于调和的矛盾，随着世易时移，这两种路向各自的发展都渐趋于极端，矛盾也日益明显化。前一种路向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把“唯美”推向极致，后一种路向则因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而放弃了对文学自身的严肃态度，复活了传统文学观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并使之变本加厉。于是，“纯文学”意识淡出后一阵营，而向前一阵营集结，其主要对立面也由传统的儒家文学观转向新兴的“革命文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时间跨度上大约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是中国纯文学思潮的发展期。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从两个方面推进了纯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一是继续上一阶段的任务，坚守文学价值与现实功利的距离，发展审美批评；二是侧重对现代文学形式的探索，发展本体批评。对立面是只有“白话”没有“诗”的模糊文体意识和只重宣传放弃艺术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但发展到极端，未免走向虚无、轻薄的“趣味主义”和颓废的唯美主义。同时，由于现代商业意识的发展，出版业的繁荣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利润为文学目的的商业功利性极大地带动了以市民趣味为主的“消闲”文学的发达，成为“纯文学”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