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游离中的知识建构

——新世纪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思与检讨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向荣(1978-),男,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文艺美学与西方文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刘娟,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原文出处: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随着当前文化研究的兴起,文艺学学科逐渐呈现出边界扩张和学科泛化的倾向。文艺学学科以一系列“解经典”的越界命题来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如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的终结、边界的位移,文艺学的知识重建等命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使文艺学的知识建构体现出“消解边界,解构经典”的特点,同时也使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学科泛化的趋势。对边界的消解以及对经典的解构,使文艺学学科发展呈现出“文化社会学”的新转向,它为文艺学学科新问题域的开拓与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考维度。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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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1)03-0034-05

      从20世纪50年代文艺学学科的创建伊始,文艺学走过了近60年的风风雨雨,纵观近60年文艺学学科的历史及其发展走向,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99年,第二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2008年。在第一个阶段,典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人性、文学主体性和意识形态等经典命题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焦点,这些命题基本上没有跳出学科的研究问题域和学科边界。因此,在这一阶段,文艺学学科以一系列不断经典化的文本为基础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经典命题建构的合法性成为文艺学学科边界确立的重要前提,文艺学的知识建构体现出“确立边界,建构经典”的发展走向。而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一系列跨学科的命题,成为了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文艺学逐渐呈现出边界扩张和学科泛化的倾向。在这个阶段,文艺学学科以一系列越界的“解经典”命题来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体现出“消解边界,解构经典”的特点,这种对边界的消解以及对经典的解构,使文艺学学科发展呈现出新的转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向。

      当下文艺学学科边界的消解与当下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近十年以来,关于文化研究的出版物不断涌现,而文化研究也成为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争论最为热闹的一个话题。文化研究的涌现是文艺学学科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当下的文化研究已成为文艺学学科的代名词。对此,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文学学科不甘被边缘化,力图通过对现实的积极应对重返中心的调整与努力。”[1]而周宪认为,文化研究凸显了研究的政治倾向性,它要挑战的是文学活动中存在的种种权力关系和压制。在周宪看来,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策略,“文化研究不是要完善文学研究,而是要瓦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另类’非文学性的思路。”[2]可见,文化研究的出现并没有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应当说,当下文化研究的出现,是文艺学学科对文艺现实做出的应有回应。这种回应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化研究的涌现,在我看来,其重要意义在于打开学科视域,促进学科泛化,解放乃至构建种种传统文学之外的意义。当下兴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的终结和解经典的讨论就是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文艺学学科泛化的后果。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几年来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一个话题。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被打破,审美活动已经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英国文化社会学家拉什认为,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分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言说规则,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也区分得较为清楚。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去分化”。在后现代文化的“去分化”过程中,有三个文化领域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第一,科学、伦理和审美的自主性消失了,审美进入了其他领域;第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线不复存在;第三,生产与消费、商业与文化中的许多界定都模糊不清,出现了文化的混杂和相互言说。[3](P11-14)其实,后现代文化中的去分化现象远远不止这些,如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模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的模糊等等。沿着拉什的思路,借用他的文化的“分化”和“去分化”二元范畴,我们或许可以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说。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文化的“分化”促使艺术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领域,它意味着现代艺术中“距离”的形成;而后现代文化取消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这意味着现代艺术中所强调的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逐渐消解。这种距离的消失体现为艺术与生活的界线被打破,日常生活进入了艺术,艺术也进入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实现了审美化。可以说,后现代社会中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的严格界限不存在,审美与日常生活的严格界限也不再存在。

      “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是费瑟斯通于1988年4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主题发言时所提出的。费瑟斯通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有三种含义,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力求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4](P95)费瑟斯通以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命题为依据,认为若从消费性层面去探讨现代日常生活,那么现代日常生活有一个显然不同于传统日常生活的特性:日常生活与审美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日常生活逐渐进入了审美文化的视域。与对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分析不同,韦尔施则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个体认识的审美化两个层面论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韦尔施认为,日常生活的美学化首先反映在“表层的审美化”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着美。在韦尔施看来,生活表层的审美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并最终满足个体不断增长的体验需求。对生活表层的美化,韦尔施这样加以描述:“更美地生活是昨天的格言;而更美地生活、购物、交际和休息则是今天的格言。”[5](P119)韦尔施认为,除了“表层的审美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还体现于“深层的审美化”上。深层的审美化比“那种字面的、物质层面上的美学化更加深刻,它不仅对个体的独特构成产生影响,而且对现实的存在方式以及个体对存在方式的理解也产生影响。”[5](P6)在“深层的审美化”这一维度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再限于城市装饰、购物中心等审美视觉的更新上,而呈现为体现于生产过程与现实建构过程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中。也就是说,“深层的审美化”意味着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或社会变迁过程,它对于个体心理与他当代社会理论均产生着重要影响。然而,韦尔施在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同时,也看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问题。“总体的审美化带来了它的对立面,在没有什么不美的地方,也就不存在美;持续不断的追求刺激将会导致个体的麻木不仁。审美化由此进入了麻痹化。”[5](P25)韦尔施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带来的并不是审美的愉悦体验,相反,它带来的是审美的钝化和麻痹化。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实际上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扩展了人们的审美领域,使审美走出了传统的精英领域;而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过度审美化又会麻痹个体的审美意识,导致审美能力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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