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都提出了本土化研究的要求。在民间文学研究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和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呼声不断。（注：例如，刘锡诚：《发展我国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文学》，1984年，第7期；王松：《关于建设中国式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4期；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尽管这种呼吁和本土化要求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同样体现出急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在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迫切心情。在西方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观念引进中国近百年之后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研究的要求，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细想起来，这一口号的提出，多半并非出于学理的缜密考虑，而是出于近代以来我们一以贯之的情绪化与本土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和要求。（注：这种呼声和要求之中可能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早在1988年11月的一次座谈会上，乌丙安就指出：“我们的基本理论的建设，应在一些基本的观念上、民俗科学最核心的点上下功夫。……在最初建立我们的民俗理论时，我们似不应强调老喊‘中国特色’的口号。扎扎实实地进行微观研究，理出一条线，不能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套用在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上。建设‘中国特色’的，很可能是保守的遁词、封闭性的表现。……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带有政治色彩。学术界在争中国特色之中有许多人是带着感情色彩的——排它性。”见《中国民俗学的现状与展望》（著名学者五人谈），《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1期，第94页。）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潜台词是，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已过于西化，应该回归中国特色，回到中国本土上来。可是，当我们认真回顾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理智地分析近年来的研究现状时，就会看到另一幅图景，它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完全不同。 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分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起步的。早在清末，一批文化先驱在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和承认先进西学的国际背景下，用民间文艺去激发本民族的竞争精神，作为实现新国家学说的思想工具。他们当时阐释民间文学所用的概念、方法，也借鉴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多数是从中西文化的比较和通过认识西方的启蒙科学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民间文学。到了“五四”时期，民间文学研究者一方面借助现代媒体、渠道出版民间文学报刊丛书，创设专业机构和制度，另一方面开展多角度的民间文学研究，归纳出民间文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尽管他们的研究是初步的，可是，他们把民间文学纳入理论研究工作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学术事件。其直接后果，一是把民间文学从传统的国学各门类中遴选出来，二是证明民间文学自有其独立价值。从“五四”时起，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开始寻找适合本民族的专业方向，并且召集人才，造就职业的民间文艺研究者。（注：董晓萍：《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史》，《北岳论丛》，1999年，第3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史，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和西方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一样，自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紧密纠缠在一起，只不过其中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同。在西方，德国哲学家和诗人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于18世纪晚期就首次提出了不同民族的根系(strains)必须在民俗中寻找的看法，并号召人们收集普通民众中流传的口头诗歌。后来，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响应这一号召，于1813年出版了欧洲第一部口头讲述的传统故事汇编《家庭故事集》。农民的所有口头文学，无论散文还是韵文，都被他们看成是自然诗(Naturpoesie)，他们也明确提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重构德意志民族值得骄傲的过去。格林兄弟对欧洲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启蒙与推动，也树立了一种典范。在挪威、芬兰、匈牙利、西伯利亚等地，学者们在各自的历史、文学、语言和民俗中寻找本民族的特质，并从中获得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迷信、落后的民众也变成浸染在淳朴道德之中的自然之子。可见，在西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发轫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目标和实证主义方法之间的这段浪漫主义插曲就构成了一种危险。（注：Dorson,Richard M.,History of British Folklore,Vol.1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1968),91-92.Dorson,Richard M.(ed.),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 (Mouton Publishers,1978),12,42-47.）欧洲学者对民俗和民间文学的兴趣日益增长，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拉开了传统与现代的距离。他们认为真正民族的传统虽然正在消逝，但其碎片却以化石的形式保存在边缘或乡村的民众（民间）之中，它们曾经为全民族共同拥有。这种认识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催生出人类学民俗学家的“遗留物说”，其代表人物是泰勒(E.B.Tylor)和安德鲁·兰(Andrew Lang)。该派对民间的浪漫想象正好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情感需求不谋而合，因此对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和西方一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从一开始也渗透了情感因素，是民族自救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在初期的研究者眼里也曾经被理想化为同封建上层文化判然有别的一个“他者”，如董作宾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中国两千年来只有贵族的文化，二十四史，是他们的家乘族谱；一切文学，是他们的玩好娱乐之具；纲常伦理、政教律令，是他们的护身符和宰割平民的武器。而平民的文化，却很少有人去垂青。但是平民文化也并不因此而湮灭，他们用口耳相传来替代汉简漆书，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艺术、礼俗、道德及一切，都尽量的储藏在他们的文化之府——《民间文艺》的宝库里，永远的保存而且继续的发展着。”（注：董作宾：《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民间文艺》第1期，1927年11月1日。）在中国早期研究者看来，民间文学正可以肩负启迪民众、唤醒民心的重任，其中蕴涵着反对封建上层文化的潜力，用樊縯的话说就是“因为摸清了一切被大人先生们所不屑道的文艺形式，倾出那里边的已发恶臭的内容，是可以灌入以新的内容，使其成为唤起民众的绝好工具的。”（注：樊縯：《再论民俗学书》（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九日），见王文宝编《中国民俗学论文选》，第32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