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以下简称“周”）：在近期评论张炜和阎连科的文章中，你常常提到“恶魔性因素”这样一个概念，对于“恶魔”大家并不陌生，它几乎是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必不可少的角色，但你说的“恶魔性”指的又是什么呢？ 陈思和（以下简称“陈”）：关于恶魔性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是daimon，在英语里既可以拼作demonic，也可以拼作daimonic，这两个词的意义可以互相替代使用。但是细微的差别仍然存在的，demonic的含义有两种：一种是指恶魔性的、魔鬼似的、邪恶的、残忍的；第二种是指力量和智慧超人的，像一种内在的力量、精神或本性那样激烈的、有强大和不可抗拒的效果和作用的，非凡的天才等。当用作第二种含义时，为了区别，一般拼写成daemonic，而daimon又与daemon等同。所以，daimonic可以用来指demonic的第二个含义。我说的“恶魔性因素”的意义，比较倾向于daimonic，这意味着恶魔性因素其实是深深隐藏在人自身的内在性里，面对恶魔性也具有了真正面对自己的勇气，看到了人性中所含有的恶魔性的因素。周：你是怎么想到用这样一个词来表达人性之中这种复杂的因素的？ 陈：这主要是来源于我在读到杨宏芹的一篇论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的论文：《试论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恶魔性的意义》。虽然论文所论述的对象我没有机会阅读，但从德国文学以致欧洲文学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恶魔性因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杨宏芹对恶魔性的定义为：“它是指一种宣泄人类原始生命蛮力的现象，以创造性的因素与毁灭性的因素同时俱在的独暴形态出现，为正常理性所不能控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理性的增长，它往往被压抑，转化为无意识形态。在人的理性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天才的艺术创作过程，某种体育竞技比赛活动，各种犯罪欲望或者性欲冲动时等等，它都可能出现。它也会外化为客观的社会运动，在各种战争或者反社会体制、反社会秩序以及革命中，有时也会表现出来。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其创造性与毁灭性俱在的运动过程中，毁灭性的因素是主导的因素，是破坏中隐含着新生命的可能，而不是创造中的必要破坏。但如果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单纯的否定因素，也不属于Das D? monicsche.。”虽然论述的是德语的“恶魔性”，但它同样可以解释我所要表达的思想。 周：用它来分析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在有意或无意中也表达出了人性中恶魔性的因素呢？ 陈：这个命题首先是与我一直在思考的“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的因素”联系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的因素”涉及到我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一些想法，具体说，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了世界格局，那么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而且不管其外来文化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都是以独特的面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中，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所反映，是否体现出中国作家在全球性的格局下达到与外国作家同步性思考，以及何以显现世界性因素的本土环境特点，都是我所关注的领域。为此我曾尝试将恶魔性因素移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首先是讨论文革题材书写中的恶魔性因素，这就是我写的《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的恶魔性因素》（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四期。）这篇文章，进而要讨论的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恶魔性因素的特征及其相关问题。 周：你的许多研究命题的提出，除了有上面讲的这种学理背景外，都是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同时也是个人面对当代世界的思考，看来“恶魔性因素”的提出也是这样的。 陈：伴随着新世纪到来的，有两个事件都可能直接影响我们对人文精神的思考模式和认知当前世界的方式，那就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和“911”以后的世界性对峙的新格局，前者是中国从经济到文化的发展都被有效地纳入全球化体制的分水岭，而后者，是当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形成的世界性冷战消解以后，世界霸权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对手变得更加暖昧，更加血腥和疯狂，以致形成非理性化或者恶魔化的对抗。如果从恶魔性因素来考察这些现象，有可能会给以我们更多的启发。 周：阎连科、张炜本来就是你比较关注的作家，这次从恶魔性因素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是不是看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陈：我在探讨阎连科小说中的文革书写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当代人的社会生活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当代人也总是生活在历史之中，正如我们都意识到文革这场灾难不是从天而降的一样，中国当代生活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从历史的阴影里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考察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追求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即使是受到全球性经济利益的横向制约，当代中国的现象仍然需要有一个历史的总体把握，历史的阴影总是存在的，”恶魔性因素”在不同环境下会呈现不同的意象。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被迅速地分化瓦解，我曾经把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之为“无名”的时代，意味着再也没有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能够笼罩一切人的思想行为，一切都处于相对和多元的状态之中。出于对知识分子传统道路及其价值取向的绝望，有一批真正对社会有所期待的作家此时此刻转向了历来被主流文化形态所遮蔽的“民间”，虽然民间只是作家笔下的一个文学性的想象世界，而且用以与现实的浮夸世界相对立的形态也各各不相同，但在作家们的心底里，他们一致地把民间当作理想和人格的寄托地，同时也作为他们向社会现状发出质疑、批判的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