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称之为“现代文学理论”的理论体系最初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后半期。以列维—斯特劳斯为核心的法国文化人类学是以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语言学被重新解读为开端的。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法国的文化人类学者们，竞相以旧殖民地的未开发地域为现场研究当地居民的生活。在研究初始，研究者们并不懂得当地的语言。但是，他们对当地居民在各种宗教仪式及日常生活中所发出的声音一一进行记录，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学者们逐渐明白了当地的语言。通过将一个部族的语言分置于该部族宗教上的神圣领域和低俗领域，或是置于伦理上的善与恶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学者们终于基本掌握了一直以来无法理解的部族语言。这种方法论是由以列维—斯特劳斯为始的文化人类学者们确立起来的。 对未开化的语言进行这样的记述就可以了解它，那么自己那属于文明圈的法语语言体系又是怎样的呢？用反向照射的方式，以二元项对立的价值框架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就形成了。另一方面，虽然语言确实是可以指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或为其命名，然而语言也拥有它自身的体系。这个体系与价值体系、基于价值体系的宗教体系以及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全体都相通却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它通过二元对立的方法而得以明确。 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确立了将一直以来作为一个领域考虑的人类的语言活动，纳入二元对立体系分别进行考察的新方法。实际上，二元对立主义被发现的结果，就是之前一直被信奉的近代主义、现代主义被否定，而对应冷战时代的理论框架就此形成。确实，将既有的语言体系当作二元对立的世界进行分析，就一定会对现有的这个地域、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价值体系、宗教思维方式、政治制度以及权利关系进行肯定、承认及追认，或去证明现今这个阶段权力的正当性。其结果就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冷战结构及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都予以了肯定。因此，开创这种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学者们随即又开始批判这种静止的、没有活力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了。根据沃勒斯坦的定义，世界性范围内对此进行批判的时期被称之为“一九六八年革命”。我想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爆发革命运动的时期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主义进行批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二 说到“一九六八年革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到底是怎样一个时期呢？或许很多人都已忘记，当时处于被支配的隶属地位的是被称为三“A”集团的亚洲(Asia)、非洲(Africa)和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这些地区是被排除在以苏美对立、东西对立的以欧美大国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结构之外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开始，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竞相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时间，这些殖民地国家流着鲜血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漫漫历程，但实际上真正实现独立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业已确立现代文学理论基础的法国，因二战的胜利而成为英雄的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继续进行殖民统治，导致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即针对战胜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和独立战争行为屡屡发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殖民地诸国争取脱离宗主国的反殖民独立运动的过程中，一直以来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遭到了批判。以往的话语体系将世界分成诸如文明与野蛮、殖民地与被殖民地、征服者与原住民、主人与奴隶、发达与落后、进步与停滞、中心与边缘、真品与赝品等一系列的对立项，而这些概念又立即被放入其实本无客观依据的、以二元对立为制高点的世界中，并被贴上诸如文明就是真、野蛮就是假，抑或文明即是善、野蛮便是恶的封条。对于这种话语体系的批判、解构及重建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向全世界推进。理所当然，在这种帝国主义近代化的话语体系中所产生的自然就是为主体、为中心的东西了。然而，在充斥着野蛮与文明的歧视性的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所产生的主体到底有没有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呢？ 这样想来，那些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间迅速建立起工业资本主义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占有了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先进与后进中的文明、进步及先进，而把野蛮、停滞与后进等在那些曾受宗主国支配的殖民地强行推广。针对这种剥削与掠夺毫无改变的世界局势而兴起的亚非拉独立运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世界性的社会变革运动和文化思维方式的运动。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两大国为中心、以地球北面的欧洲为区分点把世界划分为东西两个世界，这种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东西对立的世界格局是以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彻底贫穷、野蛮、停滞为代价的。我认为周恩来的这个观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这种构想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仍然没有过时。另外，我还想回顾一下这个时期中国的领导人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才能完成使世界成为平等、共存、和平的世界的变革。与殖民地国家反抗宗主国的独立运动相呼应的是在殖民地宗主国内部爆发的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中心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进行的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的导致了“五月革命”的运动。 因周恩来的“第三世界理论”而产生危机感的美国出现了“多米诺理论”(即如果旧殖民地都独立了，则势必如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共产主义化)。基于这个理论，发动了以武力侵犯古巴为肇始的一系列对中南美进行军事介入的事件，最终导致越南战争爆发。 在此意义上，还有必要提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建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但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又立即指出其停留于冷战结构下的二元对立的这一局限性，并且他们和偏向苏联的法国共产党主流派保持一定距离，却与“第三世界理论”更为接近。比如福柯、德鲁兹、瓜塔里、克里斯蒂娃及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些在法国著名杂志《泰勒》(Tel Quel)上活跃过的知识分子。一言蔽之，杂志《泰勒》是法国的反政府主义者们聚集的地方。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理论的最基本的内容其实就是反政府主义，虽然严格来讲它和中国所说的“毛泽东主义”不一样，但是在区别于对立的东西两极，把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所隐藏了、遗忘了的第三世界突显出来这一点上，它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极大的。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的最终可以还原为二元对立主义的分析方法所压抑、隐藏的第三项提上表面，对那些被认为理所应当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理论其实可以说就是周恩来的“第三世界理论”。我们有必要确认的是这个理论直到今天依然是很有效的。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本土后来却发生了可以说是极度二元对立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