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8)12-0162-05 “虚假性”一直是意识形态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怎样理解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一个既具现实意义又具敏感性的课题，既关系到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准确理解，也是意识形态研究本身的要求。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形成的根源一直没有做出有力的说明。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否定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但又缺少有力的证明。本文将依据现代科学成果，并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论述的具体文本，从认识论、观念论、政治论三个层面分析形成意识形态“虚假性”的三重根源，由此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一、认识论：“虚假性”的第一重根源 按照“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创立者德斯图·德·特拉西的解释，“意识形态”(idéologie)的原义是“观念学”，它的第一种意义就是一种认识论，即认为人的感觉是一切观念的可靠基础，通过经验还原可以对思想、知识和理论进行检验，以辨别错误的、虚假的观念。这意味着“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感知认识活动，是人的意识活动。 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认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等都属于人的认识方式，“意识形态”属于各种认识方式的集合。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意识形态是“‘精神现象’的同义语。从意识发展阶段来说，意识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说是一个意识形态。因此精神现象学也就是意识形态学，它以意识发展的各个形态、各个阶段为研究的具体对象”[1]21。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意识形态。他说：“精神自身既然是在意识因素里发展着……它们就都显现为意识形态。叙述这条发展道路的科学就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这就是说，精神现象学就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1]62，其任务就是叙述精神发展的各个环节，而精神发展的每一环节或阶段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所以黑格尔说：“(精神发展过程的)全体的各个环节就是意识的各个形态。”[1]62 可见，在黑格尔看来，“意识形态”就等同于“精神现象”，而意识有许多具体的样式形态，如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等。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就明确指出：“哲学知识须以意识的许多具体的形态，如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等为前提。”[2]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是把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等都当作具体的意识形态的，都是人的意识对存在反映和把握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对存在的认识和把握有不同的方式，并由此形成了意识的多种形态和样式。 同样，马克思也认为，人的意识有不同的具体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33“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4]525马克思明确地提出，意识形态是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这些具体的意识形式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对存在的一种认知反映。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4]533-534 由此可见，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4]525，意识有道德、伦理、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不同的具体形式，而“意识形态”则是道德、伦理、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意识形式的总和，它们同属于人认识和掌握客观对象的不同认识方式。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认识的对象是“绝对理念”，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现实世界。黑格尔提出，认识的“绝对理念”要经过艺术、宗教、哲学三个阶段；马克思则提出人掌握世界有理论的(哲学的和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四种不同方式[3]104。 “意识形态”是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现在的问题就是，人的意识能否真实地、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反映客观实在。真实、纯粹、客观地认识对象，一直是人类认识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认识的纯粹客观性这一目标一直没有实现。其实，即使在最为谨严、精密、客观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也因受到测量仪器的影响而无法获得测量对象自身的精确数据。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卡尔·海森堡提出：“如果谁想要阐明‘一个物体的位置’(例如一个电子的位置)这个短语的意义，那么他就要描述一个能够测量‘电子位置’的实验，否则这个短语就根本没有意义。”[5]他的“测不准原理”就告诉我们，即使是对于客观对象的测量和把握，也无法摆脱认识主体自身能力和工具条件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