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20世纪新文学的研究，本刊继1994年10月8日与广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行“20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研讨会”之后，1994年12月12日又与广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行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当代形态与新文学传统研讨会”。这组笔谈就是在第二次会议的基础上编成的，内容初步涉及新文学当代形态的文化取向、审美特征、承传关系、演进方式以及文学批评方式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世纪之交：当代文学的走向 回顾中国新文学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我认为本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与创作，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民心所向。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受到政治的冲击、运动的干扰。尤其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现实主义为某些人和集团所占有、所利用，使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创作思潮泛滥以至主盟文坛，出现了“扭曲了的现实主义”局面。从建国后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来看，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主潮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等于在某些理论与创作中不存在现实主义的特征。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家与作品中，还缺少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与“拳头产品”。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一直被“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思潮所抑制、所削弱、所包容、所代替，并以此定为“唯一正确的原则”，或囊括、支配一切文学现象的“根本法则”。正是这些“原则”与“法则”，以其狭隘的功利主义目的，左右着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陷进了唯心主义的误区。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都不可能脱离政治。但生活的外延远远大于政治。当年，曾有不少追求真正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的同志，针对文坛上的“假、浅、窄”、“假、大、空”、“欺、瞒、骗”以及在诸如真实、题材、典型、倾向、悲剧、人性、歌颂与暴露等现象上的“左”的禁律，提出了现实主义要真实、要深化、要干预生活等美学内容，以图改变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上的积弊，招来的却是大批判。文坛上的理论探索与典型塑造常常出现的“看到的和表现的错位”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产生的。这个时期，并非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与作品，但他们的个人爱好与个性特征、有独创与突破的艺术风格，常常遭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干涉与限制，只许定于一尊、拘于一法。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往往只能以被人扭曲和自我扭曲的畸形病态，呈现于世人面前。 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国社会和文学经历了破坏和更新、分化和发展的演变过程。这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一次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从我国的国情民情、社会心理以及历史文化条件等方面看，现实主义毕竟比其他一些创作方法具有更多的长处和优越性。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差不多走过了西方百年的路途。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艺术视角和各种艺术方法都参照和吸取过了。当前的理论与创作，正朝着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辐射式的态势跃动。在中西文化大撞击与交流的背景下，现实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恢复、回升、发展和深化。它虽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挑战，但仍是文学创作中的主流。许多有成就、受欢迎的作品，仍多出自现实主义作家之手。三届茅盾文学奖中获奖的16部小说，是从1982—1991年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中评选出来的。这些长篇，在既歌颂了生活中的美，也揭露出生活里的丑方面；在追踪以往生活的轨迹和反思国家、民族、个人、阶级的道路方面；在深入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和干预灵魂的高下方面；在折射时代的精神和反映人民的心声方面，都能从社会关系层面逐步深入到文化层面和生命层面，去反映人生、表现社会，介入生活、干预生活。虽然其中有些作品仍留存了某些“从属”、“服务”和“配合中心”、“图解政策”的痕迹，但基本上属于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的和较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对照80年代中文坛上浮现的“中国式现代派”作家与作品，尽管曾被某些文人学者抬得很高，但由于脱离时代、远离民众，终不免昙花一现，为大众唾弃。所以，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更多地兼容其他创作方法来不断丰富、充实自己的现实主义；仍然是更多主体性与创造精神，坚持既勇于歌颂真善美、又敢于鞭挞假恶丑、具有革命精神的现实主义；仍然是更多地吸取、借鉴中外传统文化精华，并立足于我国当代现实、善于极大地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审美情趣的现实主义。以往那种人为的“大一统”的文学时代已过去了，几番风风雨雨，毕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一批以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及其杰作为标志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当代文学必将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当代人的心灵，朝着“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方向”发展。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内涵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内涵是复合的，至少含三个方面。 第一是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儒家的仁爱、忠君爱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经国济世、文以载道的思想，佛家的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宿命论思想，道家的无为和与世无争的思想，都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文革前27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爱党爱国、为人民服务，尊老爱幼的思想，都与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新时期文学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体现更为明显：轰动一时的《棋王》对人物的描写，将对中国的古典哲学、道禅精神的领悟灌注到人物形象之中。《小鲍庄》中的仁义思想，“寻根文学”对中华文化的追寻亦很突出。当代台港文学，也一直渗透着中华文化精神，香港梁锡华的《香港大学生生活》呈现了世界各国众多文化思想，是文化小说，但他独尊儒家，提倡对旧儒家旧道家有所批判的新儒家思想及新道家思想。《香》的姐妹篇《独立苍茫》则流露了生命无常的佛家思想。台湾的现代诗人，在70年代回归传统后，亦普遍接受了儒、佛、道思想，特别是佛家思想，如周梦蝶、余光中、洛夫等即如此。台湾不少作家笔下的人物，年青的时候信仰儒家，讲求经国济世；中年仕途与事业受到挫折，就讲求道家，归隐乡里、田园；到了晚年，仕途无望，便信仰佛家。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中的钱将军，《国葬》中的刘行奇，《思旧赋》中的李将军，《梁父吟》中的朴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信奉儒、道、佛三个阶段。可见，中华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