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与平民意识 中国新文学诞生的时候，它的反封建性质和白话文形式迥异于旧文学。然而发展到如今，新文学的概念和形象都有点模糊起来了。港台的和大陆的“新式”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不但占领了相当一部分书刊市场，而且颇得一些评论者的青睐，新与旧的界限消解了。这也许不是坏事，它至少冲击了关于中国新文学或以“革命”为标准或以“现代”为标准的单一化观念，促使人们正视20世纪多元并存的复杂多变的文学史本来面目。“严肃文学”（或曰“高雅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相互对峙、竞争、借鉴、渗透状态，乃自有新文学以来就存在着。这个一直困扰着新文学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达到时代精神与平民意识统一的问题。而自觉不懈地追求两者的高度统一，正是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主流形态的传统。 所谓“时代精神”，既不是各种不同精神“汇合”而成的大而空的抽象概念，也不等于从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引进来的“现代意识”，而是居于时代前列，推动中国历史和文学进步的社会变革精神和艺术精神。所谓“平民意识”，在自我定位或艺术倾向上都与“贵族意识”相对，它包括目的和手段两层含义，目的是对普通民众有所助益，手段也必须适应中国平民的审美趣味。 追求时代精神与平民意识统一的新文学历程，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五四”时期共同高涨科学民主的革命旗帜，提倡白话文学平民文学，30年代左翼倡导的普罗大众文艺和左联外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艺分道扬镳，40年代新民主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成为主潮，这是前半个世纪新文学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遗憾的是，进入后半个世纪以后，新文学的脚步逐渐变得滞重蹒跚，文革中更被赶上绝路。在长达近1/4个世纪的艰难岁月里，“时代精神”被误解为逆世界潮流而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艺则必须充当这个革命的工具；“平民意识”错位为领导意识，唯领导者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上的当然代表。这样就在根本上脱离了时代，脱离了人民，也丧失了作家自我，造成新文学宝贵传统的退化乃至几于断流。这个时期并非没有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平民意识相统一的作家作品，但他们往往遭到压抑。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国当代文学以被人扭曲和自我扭曲的畸形病态呈现于世人面前。 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和文学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在新的人文环境下，新文学的主流传统得以迅速恢复并再造辉煌。十几年的文学演变令人目不暇接，但根本的问题仍是寻找时代精神与平民意识的契合点。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三部曲之所以能连续产生轰动效应，其成就至今彪炳史册，就是因为作家评论家抓住历史机遇，自觉充当全民思想解放的先锋，实现了时代精神与平民意识的契合无间。80年代中的“中国式现代派”尽管被学者文人抬得很高，但终不免重复30年代上海现代派昙花一现的命运，原因就在其傲视群众，精神贵族的意识太浓。至于纯粹商业性的通俗文学，以迎合和媚悦大众为能事，不论如何畅销，并不会对大众真正有益，其文学价值也无足称道。然而，现代派文学和通俗文学又各有其值得主流文学借鉴吸收的长处，现代派的现代哲学思想和艺术创新精神，通俗文学的可读性即平民的趣味性、刺激性、娱乐性，正是一贯注重直面人生的现实性和启蒙宣传的功利性的传统主流文学所缺少和需要的。继承传统而又博采众长的新的主流文学形态，既能从不同层面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体现现代文化精神，又能以平等态度表现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心理欲求和审美情趣，融雅俗于一体。近年来大量作品就是朝这个路子走的，不过许多作家还没有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情满珠江》则是时代精神和平民意识完美统一的一个范例，它无疑给作家们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经验。这也许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新文学将以功利性和娱乐性并重、雅俗共赏的当代形态画上圆满的句号。 中国红色古典主义文学的兴起与终结 对于文学形态来说，尽管用任何术语来进行整体性描述，都有削足适履之嫌，但就中国当代（1949年-1979年）文学来说，“红色古典主义”仍是针对性很强的提法，它虽然是象征性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从更宽广的世界文学背景理解和阐述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 “红色古典主义”来自于中西文学的对比。当代文学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有很多明显的应合之处。特别是在文学对于理想、崇高、道义以及牺牲精神方面，当代中国文学似乎达到了更纯粹的境界。西方古典主义文学中人物对崇高理想的献身，对君王和国家的忠诚，对个人感情的忍痛割爱，无不可以在当代文学的英雄人物身上看到。对于国家和君王的崇拜和忠诚，不仅作为一种时代文学的主旋律，而且被理解和表现为一种“神喻”，成为任何文学表现中不可动摇的规则。为了理想而牺牲个人，为了道义准则甘愿赴汤蹈火，追求人物性格的高尚完美，同样表现为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当我们重新提起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自然想起当代中国文学中许多“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我们在体验崇高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牺牲和压抑；在感受理想和完美的同时，会发现人格的单一和概念化。 中国1949-1979年的文学有其辉煌的一面，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理想的辉煌，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但又经受了长期屈辱生活的民族所能找到的一种完美精神的显现。事实上，中国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王权统治时期，建立了许多辉煌的宫殿，但是却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忠君报国的文学历代都有，从屈原到岳飞，从陆游到龚自珍，一直存在一种与社会政治理想直接相关的文学，但是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如此辉煌的时期，文学与整个时代政治结合得那么紧密，并且在文学表现上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一种文学标准和规则。 所以，“红色古典主义”是现代政治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一个话题，其中不仅包含着中西文化相交叉的内容，而且交溶了当代性和传统性。在这里，“红色”是一个极富有当代意识和象征意义的限定词，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亮色，而“古典主义”之中又包含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它是现代政治意识与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混合物，两者互相构成彼此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在文学阅读和阐释中，经常可以互相转换。当文学不断宣告和一切传统思想“决裂”的时候，所表述的恰恰是最传统的思维模式，在最新、最时髦的文学口号和观念中，往往包含着最古老，最陈旧的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