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成长为“市场经济国家”，正在为取得这样一个地位而努力。然而在文学界，批判市场文化或者说对市场文化表示警惕、担忧和敌意，却成为一种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时尚。很多人，我感觉他们并不曾返心自思，却似乎理所当然地脱口而出，纷纷对市场说“不”；其间只有极小一部分人系因思想陈腐，大多数则是出于时髦，想以此显示其前卫姿态，好像不对市场说“不”便不像知识分子，便有失知识分子立场和姿态。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固然是传统上知识分子的惰性所致，所谓“君子罕言利”这样一些古老的信条暗中在起作用；而更主要的，却是拜潮流、时尚之所赐。目前流行的与市场文化大唱反调，原因是有几种从国外泊来的理论正在受到追捧，比如：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抗争理论、消费文化批判理论、后殖民文化分析等，这些由欧美人士建立和阐发的理论如同以往一样，无条件地占据了一些人的头脑，成为他们对中国现实做出反应的出发点，并且还给他们以控制了当下思想制高点的幻觉。 中国历史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同西方不一样，中国文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也同西方不一样，这两点本来非常清楚，但却几乎被忘记或避而不提，而直接引入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理论来考量中国的问题。这是眼下许多人就市场化前景之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夸夸其谈时，所犯的一个最奇怪的错误。 当人们大呼小叫“狼来了”的时候，狼在哪儿呢？以我所看到的，中国文学的市场化格局八字还没一撇，更不必说被它所吞噬。中国的出版社、文学刊物、文学团体仍然没有真正脱离旧体制，取得市场化的独立地位；中国的作家，绝大部分仍然隶属于作家协会或供职于、依托于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具有官方意味的机构，他们还在领取薪金，由国家经费所养，本质上仍属国家公职人员。由这些托荫于国家经费的人，来抨击文学的市场化，本身就给人以怪异之感。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而中国文学界偏偏可以在这样的现状中，如同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一样，奢谈由市场化引发的文学和文化理论问题。这就好像身为18世纪宫廷乐队长的巴赫尝试谈论贝多芬、瓦格纳甚至德彪西的工作方式一样。 无可避免，这样的谈论只能充满着虚拟、假定、想象的意味。于是在我们这里，市场化条件下文学之庐山真面目尚不知其状，不少人却已经言之凿凿地告诉大家，它是怎样怎样一种文学。例如以下这种描述：既然市场为金钱所左右，市场化了的文学也必将为金钱所左右，它将像所有商品一样，其产生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供应市场，供人付费使用或曰成为消费对象。而根据金钱滋生罪恶、邪恶的“一般观点”，接下来的判断自然是，市场化将弄脏文学，把它引向平庸和媚俗——如果愿意危言耸听，甚至可以声称文学因此会有毁灭之忧。所有这些描述，有鼻子有眼，仿佛事情已然这么发生了似的；直到我们定神一想，却猛然间明白过来，这并非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通过某些理论教条“推衍”出来的所谓市场文学。 或许，有人要起来反驳，说以上描述绝不是从理论层面抽象地“推衍”出来，而是有事实为据：请看，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向市场社会转型以来，“美女作家”来了，“下半身”来了，“无厘头”来了，平面叙事也来了……难道文学没有被引向平庸和媚俗吗？这一切，我当然不能否认，也不想否认。我只是坚持问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市场文学的真面目？我跟很多人的观点的最大区别是我不认为迄今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市场文学的全部；我坚持认为我还不曾看到整个市场文学的全面释放。与许多人盯住当下出现了哪些创作现象并藉此断言市场文学如何如何有所不同，我对市场文学的理解是，本质上它是一种生态环境，这生态环境一日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文学本身。 所谓市场文学的生态环境完整地体现于，包括写作和阅读两种维度同时在市场关系中充分和完全自由地实现其自身。明眼人一望可知，即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距离这样的生态环境仍然非常遥远。但是不要紧，我们曾经有过近距离的例子。1905年，科举制废，千辛万苦读诗书等待踏上仕途的读书人，陡然失去“以文治国”的前途，并且永远地失去了。我曾在《现代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中评论其意义说：“这一划时代事件，导致了真正职业化的自由作家在中国生成。文学尽管仍然葆有各种抽象的美学意义，但就其现实的运转方式而言，已被纳入市场和消费领域，从此，离开市场和消费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再伟大高尚的作品，也必须面向购买和流通……那种与社会需求无关的阁斋写作再也没有生存之处，舞文弄墨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之雅’。当文学失去其仕途‘敲门砖’功用时，它第一次变成了一个职业——过去千百年，文学在中国虽然香火隆盛，洋洋大观，但它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它有助于表现一个人的修养、才情、道德和趣味，却不能使人以此为生，除了非常特殊的元代，普通地看，历代文人是靠做官维持个人生存的，而文学则只是做官的一种点缀，尽管是给人带来非常高的荣誉的点缀。而随着中国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技术型官僚体系代替了儒官体系，一般而言，文学再也不是做官的必备素养，但现代社会并未抹煞或降低文学的功用，而只是改变了其功用，亦即将文学也变成一种‘技能’，同各行各业同一性质的那种技能——尽管它也承认在精神上文学享有高于一般行业的特殊社会意义——同时也创造出专门使用这种技能向社会提供产品、以此为生的职业：作家。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概念，在中国只是二十世纪初方始形成；这些人从事写作，不是为了孤芳自赏，不是为了博美人一笑，不是为了求道解惑……当然他们可以有这些动机，但归根结底他们首先必须为发表（出版）而写作。”在科举制废止并导致文人被抛向市场以后，固然繁荣了鸳鸯蝴蝶派、武侠文学、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写作——这类东西固然是文学市场化自然要有的衍生物，但不要忘记，也是基于同一原因，中国现代文学迎来并走向自己的勃兴，文学能量被充分解放，出版社和报刊数量剧增，文学流派五光十色、争奇斗妍，不仅“五四新文学”直接从这一生态环境中孕育，甚至20年代晚期的革命文学、红色文学也受益于市场化的现实。也许有人不知道，蒋光慈，这个极端的革命文学作家，居然靠着他那些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作品，一度成为上海文坛的首富！理所当然地，我们也会想起鲁迅：自与章士钊结怨并辞去教育部职务后，鲁迅再没领过政府一文钱，后期在上海的他，甚至连大学薪金也没有，完完全全靠自由写作、靠稿费版税、靠市场为生，而市场并没有将我们的巨匠“平庸化”、“浅薄化”，市场不仅包容了鲁迅，甚至——让现在很多人尴尬的是——真正造就了鲁迅，给了他精神、人格和写作的切实的独立与自由。当我们指出30年代是一个现代文学的黄金年代时，怎么能够装作忘掉或忽视那是一个市场文学生态环境的样子呢？有清末废科举至30年代这样一个近距离的例子，我以为所有试图主张市场必然“毁灭”文学的人，都应该出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