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11-0112-07 引言：一个疑点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研究界对“诗性”(Poetic)这个词的使用呈现出一个奇特现象：以三十年为区间，前十年的研究著作、文章中极少涉及该词；后二十年的各种论著却以很大的热情散播着该词，进而生发出两种情形：一是用别的词来修饰“诗性”，此时“诗性”被作为名词使用，这方面的高频率说法有“古典诗性”等；二是用“诗性”去修饰别词，此时“诗性”又被作为形容词使用，表示“诗性的”，这方面的高频率说法有“诗性智慧”、“诗性文本”，等等。在文学研究和评论文章中随处可见，几成套语。换言之，“诗性”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中出现得屈指可数，90年代以来其使用频率却迅速上升，呈现出了强烈的前后反差。 反差如此强烈，恰是疑点所在。 和“感性”、“理性”一样，“诗性”也是一个具备严格内涵的概念。但总体而言，“感性”、“理性”等概念三十年间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并不存在一夜间由冷而热的异常情况。对照之下，“诗性”一词却从80年代的冷清，一变而在90年代的文学研究中大行其道，遭遇了使用者们前后判然的断裂式对待，这种有趣的异态，很值得在今天进行反思与追问。 追问，开始于知识社会学动机(目标)和学理论证之间某种不为人轻易察觉的微妙偏离。 一、从动机与学理的微妙偏离说起 按知识社会学，任何一种认知判断的形成总受到判断者的特定社会目标驱动。对该判断的考察，因而需要同时结合目标冲动和学理手段两方面来进行。仅有目标冲动，却配合以无效的学理思辨论证，该目标便难以实现。这对我们今天检审“诗性”一词在新时期不同时间段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出场，有何启示呢？ 从知识社会学背景上分析，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文学研究论著中“诗性”一词稀如星凤，是因为当时思想坚冰甫破未久，启蒙话语偏重于理性色彩，公开谈论诗情诗意是文学研究中不多见的事情(对朦胧诗的讨论或许稍显例外)，后期虽在文学主体性论争和方法论热的背景下引入若干西方文艺思潮，却也因兴奋点偏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现代思想而悄悄绕过了“诗性”问题的讨论。但为何进入90年代后，“诗性”概念骤然升温，被文学研究和评论文章纷纷拈来？本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此时海德格尔哲学开始被大规模介绍到我国。 1987年后，存在主义全面登陆中国学界。这一年，《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出版，其迥异于传统哲学的运思，为当时的“美学热”注入了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尽管如此，海氏论美和艺术的著述的影响在整个80年代仍很有限。直到90年代，《诗·语言·思》、《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林中路》等著作被相继汉译，“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诗意地栖居”等话语才大举融入中国文学界，产生出旷日持久的全国性影响，一时间，“寻找精神家园”成为众多论著热衷谈论的话题。 “诗性”一词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开始受到垂青，就直接归因于这种时代影响的深深刺激，“诗性”被大面积津津乐道，主要也自此时起。探讨两者之间出现这种热烈共振的原因时，不能不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浪潮对文艺的巨大冲击。文学自古被看成对抗平庸俗世人生的精神绿洲，它已被传统眼光牢牢预设了美好的诗情画意，经济的迅速发展却日渐暴露出现代人利欲、空虚的一面。当此际，海德格尔“诗意的思”的横空着落，可谓适逢其时，它很快被文学界推举为拯救商品经济环境下那种异化人格的强大力量。进而，以海氏哲学为抵抗世风日下之道的这种做法，和文学研究中日渐被广泛谈论的“诗性”话题不知不觉重叠起来，研究者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习惯性反应：只要谈“诗性”，就大多是在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谈论“诗性”，典型的做法即称审美中“人与世界一体的境界”为“诗性境界”。有的论著在科学与人文发生冲突、“人越来越物化”的现代背景下呼吁文学“用诗意对抗物化”的“诗性的力量”①，有的论著看到“诗性”概念的复杂性，作了一定程度的深入归类，但依托于海德格尔“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角度”来界说“诗性”的用心很明显。② 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海德格尔式动机和学理逻辑之间的某种不适应现象也开始出现了。例如，在一些论者笔下，金庸小说的价值被提升至“武侠世界的诗性空间”高度来认识，一根重要支柱诚然是“人类生命世界的可能性空间”。③而在另一些论者那儿，沈从文、汪曾祺和张炜等作家，其创作成就也被用“诗性意境”来概括，因为他们都讴歌“作为人类诗意栖居地的自然”④，人们疑惑的是，能这样简单地用同一个词揭示前者和后者的创作面貌吗？金庸重视情节传奇性、巧合迭出的写法，和张炜试图将人与世界重加融合的创作，是否一回事？“作为人类诗意栖居地的自然”这一表述，颇受海德格尔思想的熏染，但这种熏染并不严谨，以至于无形中又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倒恰恰落入海氏的对立面去了。可见，海德格尔式动机并不能保证“诗性”一词在文学研究中的学理合法性，“诗性”一词的所指仍经常暧昧难明。 有人可能会说，概念对文学研究并非至关，可以宽泛乃至模糊地使用。本文对此的争辩是，文学内部各专业间有共同恪守的底线，那就是在使用基本的学术概念时做到准确和一致，否则，便很容易在讨论不相干的话题，学术对话的有效性将无从谈起。⑤我们有理由追问戴望舒诗作体现出“古典诗性美”的说法⑥，“古典诗性”之类构词在学理上就是可议的。当以类似海德格尔前结构的“惯例”力量为背景来阐述文学的“诗性智慧”时⑦，我们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下谈“诗性智慧”，却可能忘记了这个词来自维柯。即使在文学理论内部，我们同样对那种把“诗性”和“诗意”⑧、诗歌式特性等说法相混同的处理方式持保留态度⑨。因此，想有效推进“诗性”问题的讨论，需要先对“诗性”概念进行语义学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