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乃“文学”之“理论”，从来而且应该：它从“文学”的幽深处款步走出，渐成一自立于“文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它在起源上归属文学一脉，并最终须回到或者面向文学，为文学所用，所检验，所充盈和更新。如此，“理论”与“文学”构成一良性的内循环系统，相互滋养，生生不绝。这似乎是极公允的大道理，听起来无险无奇的，谁也不会对它心生疑窦。 而倘使一种文学理论告贷于文学之外，身份原就可疑，更兼不能给文学“创作”以切实的指点，那下场可就是尴尬，以至于凄惨了：要么落得一身轻贱，要么径被扫出文学殿堂。如所周知，作家和诗人对文学批评即实践的文学理论向无好感，轻则指其无关痛痒、可有可无，重则目之为一道紧箍咒，必欲捣毁之而后快、而后思飞兴逸。可怜的“为诗一辩”的通常做法是，举以相反的例证，说理论是如何云云地提高了诗人认识生活和把握生活的能力。 对于创作与理论的这一由来已久的争讼，要在“文学”法庭之内辩出个子丑寅卯来，噫吁戏，真有登天之难！支持的与反驳的证据一样多，而且分析地说，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交织着感性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认识和实践两种成分的互渗和互动。用过去的行话讲，这叫形象思维，既是形象，又是逻辑，逻辑寓于形象。排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 不过，对于“文学理论”或毁之或誉之，或去之或留之，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总是落在它与“文学”的关系、它对“文学”的功能，有无，以及怎样。 评骘一种文学理论，其优其劣，其必要性，其合法性，诚然，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看它与文学是否相干，进而有无积极的、促进的功能。但是，我想郑重地说，这只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界定、一种理解，即要求“文学理论”发挥“文学”“份”内的功能。此外，——这“此外”或将演变成“主要”，“文学理论”也完全可以越出其“份”而外向地发挥其功能：渊源于文学，却指向文学之外，之外的学科、之外的社会。这决非什么非“份”之想。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品味会形成一种审美情愫，一种文学意识，最后一种理论形态，它来自于文学，但已然显出为一个独立于文学的思想文本，就像文学源于现实而又不等于现实，它能够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于文学作品而是一完整之生命体。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它虽然与现实隔着创作一层，但也间接地反映着现实，它本身堪称一精神现实，这里就不提文论家作为社会人对其理论与社会之连接的根本保证了，也不去说文论家在人性上的天赋美感，它不假外求而自有。文学理论一旦其作为独立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文本，她就有权力向她之外的现实讲话，并与之对话。文学理论不必单以作家诗人为听众，它也可以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学”与文学作品一道向社会发言。这不是僭越，而是其职责，是文学理论作为美学、作为哲学的社会职责。 在西方哲学史上，由于文学和艺术的浸润而萌生的审美立场或美学经常被作为社会批判的哲学。例如，在席勒那里，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在本雅明那里，其得之文学艺术的美学成为对抗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异化现象的最隐秘的和最后的一道防线。60年代以来，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受启发于语言（索绪尔），尤其是文学语言的“言不尽意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取向，如哲学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如学生运动、妇女解放、少数话语、后殖民，等等。有后现代主义文学，它或汲取过后现代主义思想，而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也直接启发了当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并席卷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效果并不因这部分地疏离于文学之外而在价值上有所折扣。它可以作用于文学之内，也可以于其外，那是更加阔大的活动舞台。或许它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迂回地作用于文学。 当前，文学理论的扩张或其帝国化已呈赫然大势：在英美语境，顺应此帝国化大潮，“文学理论”卸除了“文学”，而径以“理论”自居：它内涵了“文学”，又远远超越了“文学”。1972年，著名批评史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在为《20世纪文学批评读本》作序时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批评不仅是理解和赏析文学文本的辅助工具库，而且也是一个急剧增长的、有自身存在理由的知识体。”1987年，在编定《现代批评与理论读本》时，他认为，他先前的这一断语“已经在最近15年中为理论的爆炸所特别地证实”。（注：David Lodge,"Forward" to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A Reader (London/New York:Longman,1988),p.xi.）这里需要确认的是，文学理论的帝国化过程，不是文学为其它学科所淹没、所吞食、所充塞，因而如庸常所忧虑的“失语症”、“空虚化”或“去势”等等；相反，文学是帝国化运动的发动者、推动者，它远征其它学科，重整其它学科，成为如“哲学王”一类的“文学王”。 文学理论或美学之所以能够远离其起源而作外向运动，甚至不再返回，这是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它像“存在”(Sein)一样意味着被发送出去，那被发送之物就是形而上学之玄远或渐远的本体，即被发送就是被发送之物的本体化过程。从德里达的《文字学》、利奥塔的《话语，形象》以及克里丝蒂瓦的《诗性语言的革命》等后结构主义杰作里，我们隐约看见了文学或诗及其理论之被发送的过程，因而其作为元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的趋于现实的可能性。鉴此，“文学”与“理论”那旷日持久的对峙，其意义则仅限于小小的文学疆域，即“理论”是否有益于“文学”，而一旦“文论”证明其自身可不再囿于文学之内而侵越地向其它领域施展效能，那么这对峙便涣然冰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