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5)03-0040-07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传统及其变异 麦永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野中皆属后者，因此与人的社会存在及其现实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按照理查德·基尔尼《现代性诗学》的看法，它们是社会想象的两个重要维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两大基石。 意识形态是思想史、政治、哲学和文艺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在20世纪，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问题正式进入哲学和美学领域，是以德国卡尔·曼海姆教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1936)和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演录》(Paul Ricoeur,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1986)为标志的。就文学而言，乌托邦传统源远流长，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大变异：一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恶托邦”的出现——其标志是以乔治·奥维尔《1984年》为中心的“恶托邦”(反乌托邦)文学和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中关于“恶托邦”的论述。二是“伊托邦”概念的提出——其标志是美国学者威廉·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的面世。[1] [2] 由此，在意识形态理论观照下，乌托邦(Utopia)、恶托邦(Dystopia)和伊托邦(Etopia)三个维度成为了重新审视乌托邦文学传统的一个新视野。 众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皆视意识形态为虚假的意识，并认为要在理论上对意识形态异化人类意识的方式加以解魅或解神秘化。利科认为，意识形态想象有三个主要功能：统一(integration)、掩饰(dissmulation)和统制(domination)。正如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所言，社会体制倾向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将它们合法化，以确保统治者获取的权力。而乌托邦想象则是我们社会想象的未来维度。基尔尼指出，当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些术语相对应使用时，可以做如下表述：当意识形态将一个既定实体的观念统一和合法化时，乌托邦常常是去颠覆它。[3] 从曼海姆和利科关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论视野来审视反乌托邦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在性质上，反乌托邦不仅是乌托邦的一个分支，而且更重要的是，反乌托邦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社会想象。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超越现实的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与某个阶层对现实的掌控相联系，后者与历史意识及全人类理想相联系；在利科看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都是社会想象，前者是统治者和主流社会体制用于制造合法化统一观念的政治工具，后者则具有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对现存社会体制的蓄意肯定，乌托邦是对现存社会体制的想象性或理想性否定，恶托邦则是对乌托邦的理想性的反讽和否定。恶托邦的特殊功能是无法取代的：它从否定辩证法和否定美学的角度提示人们对社会政治现实和人类未来前景进行反思的必要性。 恶托邦亦称“反(面)乌托邦”(anti-utopia)，欧美文学史上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代表，即20世纪上半叶三部具有共同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特征的小说：苏联作家叶·扎米亚京的《我们》(We，1924)、英国作家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乔治·奥维尔的《1984年》(Nineteen Eighty-Four,1948)。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曾经对这类小说做了一个简明的界说：“当一部作品对未来世界的可怕幻想替代了美好理想时，这部作品就成了‘反面乌托邦’或‘伪乌托邦’讽刺作品。”[4] (p327)反乌托邦的预言家对邪恶事物的即将到来加以预警，希冀他们的预言不要变成现实，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对自己所预告的可怕前景的来临感到厌惧。在思想渊源上，反乌托邦小说与柏拉图《理想国》、康帕内拉《太阳城》、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脉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作品有思想关联，是对浪漫的乌托邦思想加以反拨。在文学渊源上，它又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出现的科幻小说密不可分。反乌托邦小说虽然也具有明显的科技和幻想的因素，但似乎更侧重社会批判、政治讽刺和对人类未来阴郁恐怖前景的描绘，将对历史与现实的凝重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忧患意识融合在一起。 在时间维度上，“恶托邦”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这并非偶然的现象。从全球性视域来审视20世纪，可以看出反乌托邦与异化都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关键词Humanism（注：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上，Humanism一词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可以根据语境译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在现代主义崛起之前，它与三个历史环节密切相关：(1)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思想——突出地体现在希腊神话的“神人同形同性”的基本特征中和在三大悲剧家的命运悲剧中。(2)文艺复兴时代的核心精神人文主义。(3)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突出地表现在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和俄罗斯文学“小人物”系列中。无论是乌托邦、恶托邦还是伊托邦，其实质上所关注的共同焦点皆是人的存在与人性问题。）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20世纪既是一个人类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时代，又是一个人被全面异化的时代，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空前残酷的时代，更是一个科学技术与信息交流空前发达的时代。与人类存在危机意识密切相关的异化问题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马克思和卢卡奇那里得到了较集中的反映或分析。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中叶极权主义的出现，使得奥斯维辛之后的人与历史问题成为阿多诺、本杰明等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理论家对人的异化进行总体批判和布洛赫“希望美学”的基础。而对极权主义——无论是法西斯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或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极权主义——的警惕和批判，则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特征。极权主义用政治强权和现代大众传媒对人性加以异化的现象，在以乔治·奥维尔《1984年》为代表的20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中得到了充分而深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