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共识。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要关注“经典文化”，即关注那些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形式，经过历史的淘沥流传至今、并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精品。尤其是在“经典文化”遭到严重篡改、戏说和贬损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提倡尊重经典、弘扬经典、保卫经典。这是关系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 “经典文化”之所以值得尊重，是由于它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形式，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将文化比作民族精神的血脉，则“经典文化”就是其主动脉；如果将文化比作民族精神的骨骼，则“经典文化”就是其脊梁骨；如果将文化比作哺育民族精神的食粮，则“经典文化”就是其中的大餐。 “经典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既非其创作者的自吹自擂，也非什么人物的加封，而有其重要的原因。 首先，“经典文化”是其作者在进步世界观指导下，怀着崇高的创作目的、付出艰辛的劳动创作而成的，是其产生当时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史记》这部被鲁迅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经典，是其作者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摧残之后，经过长期辛勤笔耕创作出来的(在此之前，他已进行过大量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其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 (P83)司马迁站在被同情、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上，痛斥滥施屠杀的酷吏，谴责侵夺人民的豪商巨贾，暴露贵族的丑恶面目，嘲笑具有无上权威的帝王，赞美反抗暴力的游侠，歌颂英勇起义的农民。它对后来的文学特别是史传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称自己作诗“非求工律细，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 (P108)他受这一进步创作思想的指导，创作过程中力求做到浅近通俗，尽可能让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听懂。他笔下的“新乐府”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疾苦，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行径，因而得到广泛传播。元稹称它“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3] (P374)甚至在日本、高丽、契丹等国，也争相抄写、贩卖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怀着拯救国民灵魂的目的而弃医从文，他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 (P512)其小说《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塑造了阿Q、祥林嫂、闰土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深刻地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腐朽本质。鲁迅晚年体弱多病，且随时可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但他英勇不屈，奋力写下大量“投枪”\“匕首”式的优秀杂文，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斗争。毛泽东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 (P691)。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怀着为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出恶习的清单”的目的，创作了由96部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马克思称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6] (P47)，恩格斯称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7] (P42)。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曾说：“我再也无法兴致勃勃地为老爷们写作了”，还说他只要想到自己是为那些农民及他们的孩子写作，“马上就会变得精神振奋而渴望写作”。[8] (P417)托翁晚年创作的《复活》等作品，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土地私有制的罪恶和官办教会的虚伪，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列宁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9] (P369)。 其次，“经典文化”不是仅凭其作者个人的才华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这些作家善于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说，“经典文化”是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劳动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相传为荷马创作的古希腊光辉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其实并非他一人所为。据专家考证，这两部史诗的前后风格均极不统一，变化多端，可见它们出自多人之手笔。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取材于16世纪德国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作品通过主人公浮士德的经历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过程，反映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向往。恩格斯称歌德是“最伟大的德国诗人”[10] (P275)。明代陈铎称“李白诗祖风、骚，宗汉、魏，下自徐、庚、鲍照，亦时用之。”[11] (P502)唐代元稹称杜甫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2] (P66)至于白居易的代表诗作《新乐府》与东汉乐府诗的继承关系，更是显而易见。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在成书之前就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这两部小说的重要素材。鲁迅曾写过《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翻译过《死魂灵》等外国小说。郭沫若幼年即能背诵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名篇，后又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等西方诗歌名著。由此可见出鲁迅、郭沫若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坛泰斗的创作成就，与其善于继承前人优秀文化遗产的关系。 再次，“经典文化”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历史的筛选而保留下来的文化精品，具有重要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古希腊雕塑、绘画的被发掘，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勃兴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要“复兴”古希腊艺术中蕴含着的伟大的人文精神，摒弃中世纪的“颂神文艺”。马克思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中，发现了高利贷者剥削、压榨农民的秘密，并将其写入《资本论》。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2] (P684)。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战士季米特洛夫曾说过，他“在参加保加利亚工人运动的日子里培养起来的那种坚持力”和“在莱比锡法庭上所采取的那种一贯的坚持力、信心和坚持精神”，都同他“在青年时期读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作品”有密切关系。[13] (P50)《三国演义》、《水浒传》问世后，深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14] (P873)。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其截取《三国演义》《水浒传》尤为多”。[14] (P873)太平天国的旗帜上有“顺天行道”字样，义和团则干脆将水泊梁山聚义厅前竖起的杏黄旗上的“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搬到了自己队伍的旗帜上。[14] (P872)鲁迅在其小说集《彷徨》扉页题写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以自勉。上述表明，“经典文化”在经过时代的更迭、历史的风雨及社会生活的变化、筛选、淘汰之后，其意义往往不减当年，甚至历久弥新，其价值断难颠覆，具有永久性的魅力。它们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