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学又是人学，因此，评价文学作品，自然而然就离不开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文化是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的集合，而文学却是反映和揭示人类的这种生存状态文化的。因此，文学意义的消解或丧失，不在于文学形式本身，而在于文学一天比一天走向文化性。文学文化性的引入，摆脱了文学单纯艺术性的形式指归，它使文学形式的目的性得到了正确矫正，也使作家们意识到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表现一般的人类文化生活，不仅在于表现一般的人生，而是要表现特定文化背景下，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文化人，而非别的什么人的悲欢离合命运。文学的文化性，使我们分析文学作品时，更加深入细致地观照到“人”作为一个“文化人”，与社会、历史和自然等因素之间的文化关系，从而对形形色色的作品形象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作出更加准确的阐释和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之所以能按照正确的轨道运行，正得益于文学作品文化性的充溢。前所未遇的开放性时代，为作家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机遇，作为文化个体，他们可以不受羁绊地用“文化”的眼光，观察我们所处的文化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个文化社会中千姿百态的文化个体；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淋漓尽致地用“文化”这个复杂的艺术表现方式，塑造艺术形象，表达艺术思想。由于有了“文化”这面多棱镜，作家们对艺术形象的把握更加立体，更加血肉丰满；对文学主题的开掘更加全面深刻。正藉于此，80年代前后我国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势头。先是伤痕文学的突破，后是反思文学和新人文学的跟进，再以后，寻根文学在强化了文化人过去感文化心理的同时，开始将这种生命个体玩世的过去感升华到历史个体曾在过去感——即传统文化的高度。作家们试图从更加广阔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定位出现代中国文化人陷入重大社会悲剧中的深层文化原因。从此，我国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文化小说、痞子小说、探索小说、新写实小说、陕军东征文学现象等文学群体一个接一个诞生。的确，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常的路。 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笔者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20世纪下半期各阶段文学发展的文化思路，看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力量，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如此辉煌的巨大飞跃。在对80年代各小说流派作了定量定性分析之后，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性，即回归“文化人”本体，是近年文学发展过程中，浸渍在小说作品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 一、文化寻根：文化人失去文化根性的文化困顿 从伤痕文学起步的新时期文学，经过反思文学的冷处理和新人文学的热处理升温，在80年代初，随着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逐渐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困顿境地。由于这种“困顿”而导致的文化人文化心理的深度浮躁和迷惘，为后来寻根文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且提供了一种合理合法的现实理由。当时的情形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经过伤痕文学对自己文化心理上的文化创伤作了有效的文化理疗后，一点也没想到改革年代也同样会使人产生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新的文化创伤的产生，文化人文化心理断层上，新的文化苦恼的不断叠加和各种社会问题没完没了的积累，使得作家们不得不从民族集体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等诸文化因素中，寻找、考查、分析、解剖我们民族现代化之所以缓慢的文化历史缘由，找到阴滞我们民族前进的文化之根。很显然，他们的目的是试图从文化病因上，找到治根固本的方法，为正确引导人民走向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文化思路。 韩少功对湘西楚文化原生状态的成功复述，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沈从文老先生所做的工作，他为人们认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提供了一种直观清晰的文化范式。丙崽的悲剧（《爸爸爸》），再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经常陷入一种人自体根本无法掌握、无法抗衡的文化境遇。丙崽的言行说明人类总是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话语支配下，完成着一次又一次无意义的文化循环，这种文化循环周期率似乎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文化法则。由于它，人类才在演进的历程中，血腥与美好相伴而行，野蛮与文明共存共生。我们先民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在湘西乃至许多地方，他们的文化血脉代代相因，衍化成了主宰我们这些后人集体和个人无意识思维的文化之根，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主宰我们无意识思维的民族文化劣根性，丙崽的形象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范例。 李杭育对葛川江流域吴越文化圈的“最后”揭示，旨在用“渔佬儿”这一职业的消亡，暗示人类在最终否定了大自然的同时，也必然否定作为矛盾另一方的自己。“鲥鱼”的消失，从某种程度上言，体现了人类的进化法则，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最终将抛弃那些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认为那种“抛弃”实际也是一种文化退化的标志。退化与进化相互作用的文化法则，也许正是李杭育试图向人们说明的文化问题。福奎的悲剧则说明，非人性非理性的文化力量战胜了理性的文化人本体，是压抑在人类无意识文化活动中一种潜在的生命文化本能，一俟有合适的机遇，那从文化人自体魔瓶中释放出来的非理性魔鬼，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人类的文化理性打倒在地。当然，在此我们也应看到，“对岸那一溜街灯”，是福奎精神解放，获得自由，走向精神胜利的文化象征，它也是李杭育对我们的一种文化暗示。那灯，不正是一种文化希望，既昭示福奎，也昭示其它文化人继续前行。我们民族遇到的正是福奎所遇到的文化境遇。根，深植于黑暗与光明的沃土之中，而希望总是那么醒目，在远方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