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 文学史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品格；是文学与历史的结盟。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不受两者的约束。史是过往的事，《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注：1980年版，第8 卷第四61页。）。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面对着人类的往事，往古今来之史料，史家学者赞叹不已。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篇》）。孔子所说的文献，包容着历史文件、曲籍和当时贤者两个方面。这和古希腊文中的“历史”（εδreeld），最初是询问或调查的含义是有些相近的。 孔子对当时的贤者的访问或调查就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他对弟子说：“行有余力，则以行文”。这里的文也是文献、典籍的意思。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得之资料以为研究的对象”。“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这可言”（注：《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2—53页。）。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史料自然不等于史学；但是史料却是史实的坚实的基础。前苏联院士依·波·巴甫洛夫认为：“事实对于学者来说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腾飞不起来”。韦勒克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中说，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研究资料，细心地排除时间的影响，考证作品的作者真伪和创作日期。他说，“书目上所记载的一个作品的重印次数与开本，有助于了解该书的成就与声誉；而作品的第一版与另一版之间的不同，可使我们追溯出作者的修改过程，因此有助于解决艺术作品的起源和进化问题”（注：参看《文学理论》第94页。）。也许正是基于此，所以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写下的《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不曾取新材料研求问题者为‘未入流’的研究者”。在他看出来，“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陈寅恪先生是现代学者，他自然不赞成“史料即史学”的观点，但他从大处着眼，却从小处着手，非常注重史料的价值，并且有着坚实过人的功力。据金岳霖晚年的回忆：有一天他到陈寅恪家里去，正好一个学生前来问学。陈先生告诉他：“你到图书馆去借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你所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材料即可。可见陈先生学识的渊博。国学家王国维也是如此。他治学的准则是“收（集）材料‘宁滥勿缺’，组织文章则‘宁缺勿滥’”（注：参看戴家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治学》，《文学理论研究》1997，4期。）。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同样是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的。为此，他广采博纳，考异搜遗，编辑出《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等一部部著述，在此基础上才推出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在这里也许还要谈到顾颉刚先生的资料积累情况。他一生，从 1914 —1980年，留下的读书笔记约200册，400万言。他在《浪口村随笔·序》中说，笔记者“其为文可以自抒心得，亦可以记录人言，其态度可以严肃，亦可以诙谐，随意挥洒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天机。此学术界之小品也”。在他看来，《日知录》的写法并非顾亭林的创造，而是承继《梦溪笔谈》（宋·沈括）、《容斋随笔》（宋·洪迈）之余绪，这是我国文体之一种。1960年冬，他将可作结论的笔记54篇，辑成《史林杂记》初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研究中，阿英、丁景唐、薛绥之、沈鹏年、贾植芳等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篇内蕴深厚的文论，常常凭借它丰富的资料组合，不必作更多的理论渲染，便会使人信服。例如，戈宝权在论及鲁迅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并非天马行空似的宏论，而是以平实的量化史料，写出了鲁迅一生的业绩： 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剪裁将近一百多位作家两百多种作品，印成了三十三个单行本，总字数超过二百五十多万字，约占他全部著作和翻译文字的一半。翻译作品的国家包括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其中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又占一半以上。……至于在他的创作中，在杂文、书简和日记中涉及到的外国作家，据初步统计，共有二十五个国家和民族的作家达三百八十人之多（注：见《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过去在我们的研究中存在着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的岐议，这自然需要一个正确的摆法，走向那一个极端，都会有失。或者不妨说，在资料与理论间，是一对难于拆解的互补的话题。仅依材料的一端来说，研究者可能仅从史料的辑结和统计中便会接受到许多可贵的信息。例如说，从鲁迅著译发表的154种报刊、杂志中， 便会理解到他当年进行文艺工作的广泛性和斗争的难难；而他所使用过的138个笔名、 别名，则从不同的层面传达着鲁迅的善于应敌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以及那个时代的种种特征。 在世界学人中，对于文献的推重，也是不乏例举的。有人说，德国是一个思辨意识颇强的民族；美国则重于创新；日本是很看重于实证的。这话未必科学，但从一个侧面，这反映出世界格局中的研究态势。就现代文学来说，近年来，日本的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便是颇见实证功力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参阅了多种文献，可谓广采博纳，在比较、考实中发现、疏理了鲁迅是如何吸取资料结构作品，表现自己的思想意向的。为了考本溯源，北冈正子是运用下列资料来考察《摩罗诗力说》的： （1）木村鹰太郎：《拜伦——文艺界的大魔王》（日文）375页，日本大学馆长1902年版。 （2）木村鹰太郎：《海渔》（日文）285页，尚友图书馆1905年版。 （3）滨田佳澄：《雪莱》，173页，日本民友社，1900年版。 （4）八杉贞利：《诗宗普希金》（日文），280页，日本时代思潮社，1906年版。 （5）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英文）345页，英·伦敦，都克沃斯公司1905年版。 （6）升曙梦：《莱蒙托夫》（日文），收入《俄国文学研究》， 日本隆文馆1907年版。 （7）升曙梦“《莱蒙托夫之遗墨》（日文），载1906 年《太阳》杂志，收《俄国文学研究》日本隆文馆1907年版。 （8）勃兰兑斯：《俄国印象记》（英文）353页，英·伦敦，瓦尔特斯特版，年代不详，序言作于18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