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文学阐释问题不仅成为国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议题，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围绕“强制阐释论”这一核心论说，张江教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延展辐射出文学创作与接受等诸多重要议题。最近，张江教授在《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又发表了《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就何为阐释、阐释的意义以及阐释的边界等问题，进一步拓展了“强制阐释论”的相关议题。在本文中，张江教授以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安贝托·艾柯的两部著作《开放的作品》和《诠释与过度诠释》为文本分析对象，对其在不同时期呈现的几乎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的观点进行理析，试图透过艾柯在如何阐释文本上出现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现象，寻求文学阐释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张江教授在文章的开始就明确地指出：“本文试图从意大利著名理论家和小说家安贝托·艾柯两部著作的细读分析入手，看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在一个人前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对立和转化，由个体发育的理论历史看系统发育的正确轨迹，以求在此问题上取得中国学界可以达成的最大共识。”①与张江教授以往过于宏阔的论述不同，《开放与封闭》以具体文本为辨析对象，且紧扣艾柯在文学阐释问题上的自我冲突抵牾，更为有力地为其“强制阐释论”提供了新的佐证。因而，该文可以视为张江教授在文学阐释问题上进一步深入反思的拓展性理论成果。 “艾柯反对艾柯”，或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学阐释上的艾柯自反”，在文学阐释学史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认真思考的“典型”理论事件。此理论事件缘发于1990年艾柯应剑桥大学“丹纳讲座”之邀做以“诠释与过度诠释”为主题的专题讲演和辩论，三位到场的辩论学者是：美国著名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乔纳森·卡勒以及曾任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文学教授的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讲演开篇，艾柯就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最近几十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诠释者的权力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②之后，对阐释可“无限衍义”、阐释即“误读”给予了批评，指出其“过度阐释”的弊端。令人感兴趣的是，作为《开放的作品》的作者，艾柯曾经积极主张作品阐释的开放性，在此他一反自己以往的观点而为“文本意图”和“作者意图”辩护。艾柯的观点自然会引起主张后哲学文化的罗蒂和解构主义理论家卡勒的反对，一场关于阐释的论辩在所难免。 在此，我们不去裁判这场论辩的对错是非，也无须表明立场拥护谁或反对谁，更不去评判罗蒂和卡勒等人的辩驳是否有力，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艾柯反对艾柯”这一“文学阐释学意义上的自反现象”本身。也就是说，让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艾柯反对艾柯”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阐释学意义究竟是什么。仅仅关注这一事件本身，这意味着什么？即仅仅关注这一事件的当事人艾柯而尽量不去裁定论辩双方的孰是孰非，关注其进入文学阐释情境所出现的“自反性现象”。即便是针对艾柯本人，我们也尽量不去评判究竟是艾柯前期《开放的作品》所持观点对，还是后期《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主张对。因为，在我们看来，与其说纠结于艾柯前后判然有别的不同观点，不如就艾柯的“自反性现象”——即自我否定或自相矛盾的现象本身进行透析。这种理论演进路径，似乎与张江教授有所不同。在《开放与封闭》中，张江教授似乎自始至终都透露出一种显明的理论诉求，即试图在艾柯观点的前后改变中，确定出一个正确的选项，而这个正确的选项应该就是艾柯后期的观点主张：“在这次辩论中，艾柯对文本生产与理解的模糊性、无限性的批评无处不在。他用自己文本中许多例子，极有说服力地证明开放写作与理解的荒谬。”③ 诚然，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一种观点或一种理论学说时，总是需要做出“对与错、是与非”的判断选择，而这种理论诉求或冲动显然来自“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方式。因为，没有了这种追求“对错是非”意识，所谓知识真理的探寻也就丧失了基本的前提，这几乎成为一种知识建构的“自明性”原则。也正是这种“自明性”所建构的惯性，导致我们形成“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而且，一旦将这种思维方式过于机械化或凝固化，便使我们逐渐弱化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众所周知，世界万物纷纭复杂多变，有的清晰、简约、确定，靠逻辑知性思维可以对其加以明确的把握；而有的则模糊、混沌、不确定，单靠逻辑知性思维就难以明确的把握。按照老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观点说就是“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分别。 虽然，面对“不可言说”的世界，人类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思想并未因此停下它的脚步，依然在“说不可说”之话，依然在“思不可思”之事。这就出现了思维、逻辑和语言如何面对模糊、混沌与不确定的问题。显然，在模糊、混沌与不确定面前，一般意义上的“知性思维”逻辑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或许，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当代哲学尤其是当代西方哲学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驳杂纷乱难以把捉。 还是让我们回到“艾柯反对艾柯”这件事情上来吧。阐释学的历史似乎已经表明，“阐释”这件事情还真不是一件容易说得明白的事，这是因为，“阐释”这件事情是难以用“知性思维”逻辑加以明晰把握的。以“艾柯反对艾柯”为例，文学阐释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歧义与悖论。艾柯既是理论批评家又是小说家即文学文本的写作者，以他的理论学养和文本经验，不至于在不同观点与立场之间两极摆渡，以至于“举起左手反对右手，又举起右手反对左手”——即自己反对自己。这确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悖论的“白反性”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阐释”尤其是“文学阐释”是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事情。 我想，说“阐释”尤其是“文学阐释”是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事情，应该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也就是说，承认“阐释”的矛盾悖论性，甚至承认”阐释”的自反性，可以获得多数人的认同。这样，这种认同便构成了我们面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一经确认下来，接下来的事情就应该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悖论的问题，即如前所说如何运用“知性思维逻辑”的方式离析出事情的是非曲直，判别孰是孰非。我想这正是艾柯也包括张江教授面对矛盾悖论时所试图努力解决的理论动因和思考路径。但是，问题可能恰恰就出在此处。在我看来，仅仅承认阐释“充满矛盾悖论”的前提是不够的，至少我们不能在仅承认这一前提之后，就急于按惯有的思维去解决这个疑难。这样说，可能会让人不知所从，面对“矛盾悖论”而不去解析判别，那何谈知识的反思和获得？何谈问题的解决和明了？别急，在此我们稍稍停留一下，不急于去解析，而是直观一下“矛盾悖论”本身，即直观一下“艾柯反对艾柯”这一事情本身。那么，我们直观到的事情本身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悖论”——“阐释的悖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悖论”如此这般地摆在我们面前，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并对待它？这或许为下一步解析它而需要做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前提性反思工作。
